保罗·利科的“话语事件”思想

　　关键词：保罗·利科；话语；言语；文学；事件；意义
　　摘要：保罗·利科在“事件”的维度上赋予言谈、话语、文学触及存在本身的“意义”。他从对当代思想中言语与劳动间关系的反思出发，将言语视为人自身的有限性构成，理论与实践的中介；在话语的时间性、意向性、主体性、他者维度上确立其事件性，话语构成意义与事件的中介；文学话语在现实的意谓之外具有意谓维度，即可能世界，其中小说和诗歌以潜在的模式意指存在本身，在日常现实之外打开了一个可能性。
　　中图分类号：1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6）03-0310-06
　　语言问题在保罗·利科（1913-2005）的诗学及哲学总体中都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他的“反思解释学”所选择的“漫长迂回”道路即解释的语言学及语义学之路。解释学从最初的注释学（exegesis），由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发展为认识论哲学问题，即一般解释学；胡塞尔（《逻辑研究》到《笛卡尔的沉思》时期）和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时期）则最终促成了理解的认识论到存在论的转向，这在利科看来是将解释学建基在现象学之上的“捷径”，即理解存在论，解释学问题变成了对存在即此在进行分析的问题，此在就是通过理解而存在。
　　与之相对，利科决定“绕道”，因为存在论理解作为一种原始理解，衍生出一切历史理解，但这衍生的过程未曾得到说明；此外，从认识论理解到存在论理解，困难在于“本身是此在分析结果的理解正是在这种存在通过其并在其中理解自身为一存在的理解”，这要求我们在语言本身之中寻找理解是存在方式的指示。于是，语言分析和语义学进路成为利科取代“捷径”的“长路”，这是在细致描绘海德格尔的“通向语言之途”，即作为“存在之家”的语言抵达存在的进程。而语义学中对多义的或象征的理解与自我理解息息相关，利科于是推进至“反思”的进路，因此语义学成为利科全部解释学的核心和基础。而利科所谓开启意义，抵达存在的“语义创新”（1(转自：wWw.bdFqy.com 千 叶帆 文摘:保罗·利科的“话语事件”思想)’innovation semantiquc）之所以可能，就在于话语作为事件（cvcncmcnt）存在。本文尝试从核心的语言问题出发，发现利科的“话语事件”思想所达到的深度。文学话语是区别于一般言谈的特殊话语，那幺人在言说、书写文学话语时，发生了什幺？或者说我们是在什幺意义上可以将文学话语的发生视为事件？利科的“话语事件”思想是我们绕不开的路标。
　　一、言语：在理论与实践之间
　　利科在1961年的耶鲁“特里讲座”中发表了关于论“弗洛伊德与解释学”的三次报告，清晰而明确地阐明了关于语言、象征与解释的关联性（1965年作为《弗洛伊德与哲学：论解释》的第一部分正式出版）。在他看来，语言（1alangue）、言语（1a parole）、语词（1e mot）、话语（1e discours）对于理解存在及我们自身切身相关的意义在他看来已经超越了知识论的维度，成为一种“信心”：“相信语言，蕴含象征的语言，被我们言说的远不如向我们言说的多。我们生而在语言中，在‘照亮每个在世之人’的逻各斯的光中。正是这种期许、信心、信仰，赋予了关于象征研究的极端严肃性。诚实地讲，我必须说这一点鼓舞了我所有的研究。”在神学的维度上，利科和海德格尔都承认语言是“原初事件”，即先于主体存在的意义充沛的领域，太初有道，道即言（logos），《创世纪》中上帝说出的一句“光”标志了创世的开始，而人祖亚当尚未从泥中站立起来，上帝给亚当的第一件任务也与语言相关：为一切动物命名。语言的启示只能通过聆听语言本身所言，而非我所能言，这也是利科与列维纳斯的共同信念。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的绝对沉默，言语（parole）作为人自身的有限性构成，在利科看来并不是外在于人的命运的纯粹沉思，而是人的存在的一个方面：“言语产生和创造世界上的某种东西；更确切的说，会说话的人创造某种东西和自我创造，但只能在劳动中进行创造。”利科于是从对当代思想中言语与劳动（travail）的关系之反思出发，发展出关于人的言语的事件意义理论。
　　亚里士多德将人的活动归纳为三种主要形式：实用或实践，制作和理论。实践是道德的或政治的活动，其目的既可以是外在的又可以是实践本身，是对于可因我们的努力而改变的事物的、基于某种善的目的所进行的活动，它表达着逻各斯（理性），表达着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品质），伦理学、政治学就是实践的研究；制作则是使某事物生成的活动，其目的在于活动之外的产品，活动本身只作为手段和工具才是善的；理论是具有优先地位的沉思活动，最高的理论和“第一哲学”，其求知形式为对普遍性的沉思。在亚氏这里，理论对实践和制作都具有明显的优先性，这一判断也得到古典世界的普遍认同。现代以降，“理论”与“实践”的古典关系模式发生了颠倒，“实践”逐渐压倒“理论”成为决定性（甚至本体化）的建构力量，被从理论上及至生活（私人的、政治的）中，塑造为优先、压倒性的“主题”。哈贝马斯确认的现代思想的“四大主题”即：“后形而上学思想，语言学转向，理性的定位，以及理论优于实践的关系的颠倒——或者说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克服。”马克思的“实践”实际上包含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和制作，并以劳动的生产性作为实践的本质，“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际上，现代的实践理论模式并非没有问题，哈贝马斯指出其“使得许多人陷入了唯生产力论，实践被还原为劳动，由符号构成的生活世界、交往行为以及话语之间的多重关系被遮蔽了。”这是我们思考语言、文学存在方式所不得不防的陷阱。利科直言对这一转向（劳动地位的过度恢复）的失望，他认为劳动地位的重新确立的过程伴随着劳动概念的逐步扩张，从古典意义上与自然斗争的劳作，扩大到包括所有的科学、精神、思辨活动，劳动哲学逐渐走向劳动神学；与此同时，人们在一般的理解和判断中仍然固守手工劳动高于沉思活动的现代观念。这种说与做的二元对立在利科看来必须在言语事件的维度上实现突破，言语作为贯穿一切活动的能力，代表了在劳动的领域之外确立另一种存在方式的可能性，甚至具备质疑、反思神圣劳动的能力：“它能证明劳动的光荣，它能怀疑劳动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