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角度看《春娇与志明》的空间叙事

　　[摘要]彭浩翔执导的《春娇与志明》通过表现“北上潮”对春娇与志明爱情的冲击以及各自的“水土不服”，从侧面反映了回归后的香港人集体“北上”寻求发展的生活境况和精神世界。从香港到北京，地理位置的迁移形成两个相对独立的叙事空间，二人的爱情遭遇着地域差异和文化差异的双重影响，这种愈加明显的、似乎不可调和的差异性最终实现了影片的空间叙事，以小见大地隐喻式探讨了“回归”与“北上潮”背景下香港人焦灼而复杂的精神世界。
　　[关键词]《春娇与志明》；彭浩翔；文化视野；空间叙事
　　香港回归疏通了内地与香港的经济、文化血脉，但伴随而来的是香港人呈现出集体身份认同焦虑，这种焦虑以影像化的方式形象而直接地集中体现在回归后若干年的香港电影当中。在这些电影中，香港导演用隐喻叙事的方式探讨了香港人在回归后的焦灼而复杂的精神世界，一方面渴望与内地的融合，另一方面想要保持自身文化身份的“独立性”。在不断地审视港人表现出的深度集体身份认同的焦虑时，香港导演保持着深刻的文化自省意识，并非一味地抬高香港本土文化的地位去变相贬低内地的主流文化，对于内地主流文化对香港文化造成的冲击与影响也并未产生明显的排斥心理，香港导演在创作过程中找到了一个模糊地带，尽量保持中立的态度看待“回归问题”与文化融合问题。因此，在他们的电影中(本文来自：WwW.BdfqY.Com 千叶帆文摘:从文化角度看《春娇与志明》的空间叙事)并未提供任何解决或消除香港人这种集体身份认同焦灼的方式。
　　作为《志明与春娇》的续集电影，彭浩翔执导的《春娇与志明》通过表现“北上潮”对春娇与志明爱情的冲击以及各自的“水土不服”，从侧面反映了回归后的香港人集体“北上”寻求发展的生活境况和精神世界。从香港到北京，地理位置的迁移形成两个相对独立的叙事空间，二人的爱情遭遇着地域差异和文化差异的双重影响。这种愈加明显的差异性最终实现了该片的空间叙事，通过空间叙事表现出地域的变迁与空间的变换对二人精神世界的内在影响，并在空间叙事方式下将主题表达上升到香港文化与内地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上。
　　一、空间叙事的文化背景
　　回归后的香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文化恐慌”的状态当中，香港人表现出对集体身份认同的焦虑。虽然香港接受的是“一国两制”的政策方针，但是对于回归后的香港未来发展走向的茫然，面对内地主流文化与香港文化的碰撞与融合，香港人本能地对内地产生了“怀疑心理”，这也是香港回归初期香港社会主要的意识形态。面对内地文化的涌入，香港文化如何能够在回归后的文化碰撞与融合过程中仍然保持自身的纯洁性和独立性，是具有身份认同焦虑的香港人主要思考的问题之一。
　　集体身份认同的焦虑是回归后的香港不可避免的社会问题，投射在电影当中，呈现出电影人更深层次的文化思索。无一例外的是，香港导演对于回归后的香港社会存在的一些文化层面或精神层面的问题，都采用了隐喻叙事的方式进行展现。对于内地文化与香港文化融合与否、彼此独立与否呈现出一种中性的意见和态度，只是将文化冲撞与试图融合具体对于人们的生活和心理产生了哪些影响进行展示，并未尝试探索弱化或消除香港人集体身份认同焦虑的有效途径。
　　同时，随着内地与香港经济文化的共生共荣，2003年《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协议的签署敞开了香港人北上谋发展的大门，越来越多的香港人感受到了内地巨大的发展前景，集体北上。由此，香港人从被动的、拒绝和怀疑内地经济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转变为主动感受并理解这种经济文化的激荡。因此，从2003年开始，香港电影导演对于港人身份认同焦灼的表现又跨入了另一个新的阶段，叙事与关注主体不再是回归后的香港社会，而将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内地城市纳入关注的视野当中。北上的香港人跨越了地域空间，来到了如北京、上海一般的内地主流文化空间当中，在跨越与进入的过程中体现了香港人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过程中的主体意识的出现，这种主动探索融合的过程已经成为消除港人身份焦虑的主要途径。
　　因此，如《春娇与志明》这种通过“香港—北京”两个相对独立又彼此联系的城市空间，实现了空间叙事的电影，表现出香港导演对于“北上潮”的主动审视与思考，在城市空间构建的文化空间当中呈现香港人复杂的精神世界。导演彭浩翔表现出顺应时代的创作思维，跳脱出《志明与春娇》扎根于香港本土文化进行的小人物的私人化叙事，将志明与春娇的爱情故事放置在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之中。从志明与春娇的爱情世界映射出香港面对内地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种经济文化的融合除了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外，也在切切实实地影响着每一个香港人的生活。因此，彭浩翔在电影《春娇与志明》当中进行的空间叙事呈现出更深层次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这种以小见大的表现方式依然保留了彭浩翔小人物私人化电影叙事的风格特征，但又在叙事空间的移位中实现着更具现实意义的人文关怀。
　　二、空间叙事中的爱情理想与文化理想
　　在第一部《志明与春娇》当中，张志明和余春娇的爱情封闭在香港这个独立文化空间之中，户外的吸烟巧遇让两个人的世界产生了交会点，而随着香港禁烟令的实施二人的感情也在一步步发酵升温。在《志明与春娇》当中，彭浩翔将叙事视角对准香港社会芸芸众生中的小人物张志明和余春娇，用二人相识的天数分割电影的叙事结构，通过二人从拥有各自爱人和生活到相遇、相知、相恋，分别与爱人分开进而走到一起，这种私人化的叙事内容和叙事氛围让该片呈现出一种极具韵味的香港市井文化氛围。
　　到了第二部《春娇与志明》当中，张志明和余春娇的爱情遭遇了瓶颈，产生了裂痕，在索求与给予的过程中二人的矛盾日益加深，直到张志明被公司调去北京工作，二人甚至没有一句正式的分手告别就让这段246天的爱情不了了之。如果说，志明与春娇在生活中的琐事导致的心理裂痕是二人内心产生隔阂的原因，那幺造成二人肉体分离的正是已经成为香港人主流发展趋势的“北上潮”，是时代与社会的发展助推了二人的分离。张志明被公司外派先行北上，余春娇随后被香港公司派往北京发展新店业务，都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人生路径，在香港与内地交流互通联系得越来越紧密的时候，每个香港人的生活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震荡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