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祝福》写岁末年终祭祀,场面肃穆祥和,充满虔诚,透尽喜气。小说营造这幺个喜气洋洋的节日氛围,稍施笔墨就将祥林嫂的凄婉人生衬托得越发悲凉。祥林嫂悲剧故事广为人知,但对鲁镇的年终大典,就连作家张爱玲晚年也还说她不懂。可周作人却说“年底有这祝福的风俗的地方可能很不少”,只是有这风俗的地方大致都在江浙,各地所称未必都是“祝福”罢了。
清光绪四年(1878年)成书的《越谚》,是本专门研究绍兴方言的书,将“祝福”记为“作福”。周作人辨析“作”与“祝”的不同,认为“乡下读祝字如竹,但这里特别读如作,不过这还是祝而不是作字”,意思说字应该写成“祝”,但音得念为“作”(zuo)。也就是说,绍兴人把“祝福”叫做“作福”。道光十九年(1839年),上海人张春华编《沪城岁时衢歌》,称“岁杪祀先”,上海俗谓“做年”。若按鲁迅的写法,当然也可称为“祝年”。此后半个世纪欧风美雨,直到1907年李维清编《上海乡土志》叙述上海岁时习俗,仍然还是腊月“望后,各以年物馈送,曰‘年礼’;以牲醴祭五祀,曰‘做年’”而未改。
岁时习俗的更易比起社会变迁,往往要缓慢许多;至于语言,更像化石般可以见证历史。“做年”和“作福”隐约相似,表现了老上海和江浙在文化习俗之间的悠久联络。开埠前上海原仅局限于吴淞江之南一隅,所以道光前上海人常以淞南自称。一江之隔的淞北语言风俗和苏州相近,却与淞南的老城厢有许多的差异。鸦片战争之后,上海从淞南逐渐拓展到了淞北,即今苏州河以北的地界,于是新上海话就有了淞南、淞北两种元素。1907年,李维清仍称年末的祭典为“做年”,而1909年出的《图画日报》上则呼之为“谢年”,这可谓上海“闲话”变化的细节。
说“谢年”为吴淞江以北的苏州方言,这可举道光十年(1830年)刊刻的苏州人顾禄的《清嘉录》为证:“择日,悬神轴、供佛马,具牺牲糕果之属,以祭百神。神前,开炉炽炭,俗呼圆炉炭,锣鼓敲动,街巷相闻,送神之时多放爆仗,有单响、双响、一本万利等名;或有买编成百千小爆之连声不绝者,名曰报旺鞭。谓之‘过年’,云答一岁之安,亦名‘谢年’。”《清嘉录》记的是苏州一带的乡风民俗,称岁末祭神为过年、谢年,上海的淞北一带与苏州毗邻,20世纪初上海书报多用“谢年”,说明淞北民俗逐渐成为近代上海社会的主流。
江浙一带自古都有祝福的风俗,绍兴人叫“作福”,上海老城厢从前称“做年”,跨过一条吴淞江(近代起称苏州河),名称又变成了“过年”和“谢年”。这“谢年”和《越谚》的注释所谓“岁暮谢年祭神祖”也是不谋而合。所不同的是苏州人“谢年”祭的是“百神”,上海人“做年”以牲醴祭“五祀”,而《越谚》的“作福”神祖兼祭。但据周作人的回忆,举行祝福大典“照祭神的例,桌子须看木维纹横摆,与祭祖相反,叫作横神直祖。拜时也与祭祖不同,却在神马后面向外边行礼,只拜一遍”,祭神元宝用的是金银两色,而祭祖只用锡箔折成的银锭,名锞子,可见越人的作福终究以祭神为主。
不管“作福”、“做年”还是“谢年”,都是为了报答上苍的庇佑,祈求来年的平安。然这类祭典还有个特点:各家择日安排,早晚并不相同,正如蔡云《吴》所谓:“三牲三果赛神虔,不说赛神说过年。一样过年分早晚,声声听取霸王鞭”;周作人称鲁迅家乡的年终大典“祝福”,通常安排在送灶之后至大年除夕之间;而上海老城厢“自望(十五)后至除夜,日有做年者”,其中有钱人家(或称“素封之家”)“做年”较早。年节通常都有固定不变的日子,唯独祝福各家则可自行择日,其中的奥秘,《清嘉录》似乎给了我们答案。
《清嘉录》“过年”条曾引许慎《说文》“冬至后三戌为腊,腊祭百神”,显然他是把江浙一带“年终的大典”和上古的腊祭联系在一起的。而这腊祭的日期是以干支计时推算,被设定在了冬至后的第三个戌日,于是你翻翻万年历就会发现,冬至后的第三个戌日在农历上并非固定,上海人“自望(十五)后至除夜,日有做年者”, 可选择的时间有半月之久,其包含“冬至后三戌”可能性自然更大。总之“做年”没有了固定的日子,也就是上古干支纪日的孑遗。
道光之前上海人“做年”不仅选择的时间较别处随意,场面也不及省会所在的苏州铺张,张春华《沪城岁时衢歌》谓“邑俗元旦以前不鸣钲鼓,恐休戚不同,见憎于人也”,与苏城“谢年”“锣鼓敲动,街巷相闻”全然不同。同光之后,上海繁华已在苏州之上,“腊祭百神”的排场怕已赶上了锣鼓鞭炮的苏式“谢年”,所以等到风行一时的《图画日报》报道上海人的年终大典,自然也就吴侬软语说起了“谢年”。然而上海人究竟怎幺做年、谢年,文献中只留下了片言只语,要想恢复这段失去的记忆,恐怕还得依靠毗邻地区的风俗材料补充,譬如祭神的供品,《清嘉录》中就有市中卖盘龙馒头甚是特别的记录。馒头比平常巨大,上面蜿蜒一条面粉制成的小龙,再用面粉抟成“瓶胜、方戟、明珠、宝锭”等,装饰在小龙周边,取的都是吉利的好口彩。
说起盘龙馒头,背后还有一个有趣的传奇故事,说是宋朝时华亭县相公施鄂,在山里捡到个很小的蛇蛋,后来蛋里孵化出了一条小蛇,施相公就把它装在一个竹筒里豢养。施相公进考场去应试时,那蛇自己就溜了出来乘凉。不料周围的人看见了一位披着金甲的尊神待在施相公的屋内,他们拿着刀枪去攻击,却被这蛇神给打败了。后来大家报告官府,派来的官军也不是蛇神的对手。等施相公从考场出来,他说:“这是我的蛇,它不会伤害人的。”相公只是轻轻一呼,蛇就缩小了身子钻回了竹筒。可那当官的更加恐惧,说能这样呼唤蛇神的人,还有什幺不能做的。官府把养宠物的施相公给杀了,这下可激怒了蛇神,它给施相公复仇,一气伤了十几个官兵。官府无奈,只好封施为护国镇海侯。镇海侯爱吃馒头,于是人们就给他做很大的巨馒去祭祀,那条蛇这才蜿蜒在馒头上死了。苏州地方谢年一定不忘祭祀施相公,馒头就是为他而设,只是馒头上本应该是蛇,后来变成了龙,这是日久沿讹的缘故。
江浙一带的“年终大典”不单没有了固定的日子,祭祀的究竟是哪路尊神,不同地方恐怕也是各取所需。前面所引《上海乡土志》说是“以牲醴祭五祀”。1799年日本长崎地方官中川忠一派人访问旅日华商,编了本《清俗纪闻》,书中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民俗,说十二月十五日以后“谢神”,家家向六神及自己信奉之神供奉三牲鲜果,以酬谢一年来保护之神恩。整理这本书的日本学者注释“六神”说是:赵玄坛、土地、青龙、利市、招财、和合。略知民俗的人都知道赵公元帅和土地老儿,而青龙、利市、招财、和合等四神,日本学者说它们出处不详,然而青龙恐怕就是上海地区普遍信仰的施相公和他豢养的小青蛇,这和《清嘉录》里的说法正好相合(本文来自：WwW.BdfqY.Com 千叶帆文摘:谢年:上海人的祝福),靠海的江浙先民向海神祈福应该是再合理不过的事。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