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如何思而后言？

　　罗志田是目前国内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名家，尤其是在近代思想史研究上，多有建树。作为一位书斋里的学者，近年来，他在报纸杂志上写了一系列文章，关注大学教育问题，并从历史的角度剖析现实，这本新书是他的报刊文章结集，也是他第一本非学术着作。本文为新书序言，讨论了一个重要问题：一位学者该如何面对和介入时代？
　　在中国进入我们所说的“近现代”以后，发生了真正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巨变。即使是以天下士为自定位的读书人，也已经很难影响那变化中的天下。另一方面，陈寅恪再三强调，斯文是否扫地，读书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不仅“吾侪所学关天意”，而且“文章存佚关兴废”。
　　然如老话所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现在的大学里，借用西文的表述，已少言大写的学问，而更多是小写的学术，并已全盘计日程功化。像我这样的专业学人，早已被陈澧所谓“博士之学”压得喘气不匀;尽管他所说的“士大夫之学更要于博士之学”还不敢忘，却也离“士大夫之学”越来越远。
　　在上述的时代大背景下，很多读书人对社会不得不敬而远之，不复敢言化民成俗、改变社会的责任了。而在学校的小环境里，“努力求学”与“改革社会”之间，也已形成某种程度的紧张，个体学人很难兼顾，遑论所谓“双赢”。因此，如果不是年轻朋友蔡军剑锲而不舍地敦促，我应当不会进入报纸作者的范围。即使勉强进入之后，心境仍是矛盾的，所谓“心存忐忑和困惑”，的确不是“客气话”，而是真实的写照。
　　古语云：三思而后行。虽认识到读书人有为社会服务的责任，我的第一个困惑，便是今日学者应当怎样服务社会。能力有长短，术业有专攻，在一个讲究分工的现代社会，做好“本职工作”，似乎就可以说是尽了本分之责;且人的精力是个常数，而专业应是一个学人对社会贡献最大的领域，要面向广大观众写作，势必减少用于专业的时间。在这样的情形下“分心”，可能社会服务未必佳，而专职也不如前了。这的确是一种两难的选择。
　　进而言之，当学者面向大众说话，是该去“提高”呢，还是“普及”呢？在士为四民之首的时代，这是没有什幺疑问的——士为其他三民之楷模，先自修身于前，化民成俗于后。但在强调平等的现代，若云提高，便有自居精英之嫌，仿佛不以平等待人;若云普及，同样带有自上而下的意味，甚至对读者水准的预设更低。还在“五四”时代，“提高与普及”就引起了争辩，迄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议题。
　　且写作是一个涵括阅读的发展中进程，必有“读者”的参与，才成为章学诚所说的“言公”。而言论的“是非失得”，最终是由读者决定的。这就难免出现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境。胡适就曾叹谓，许多他细心用力的文章不为世人所注意，而随意为之的作品常多得喝彩。这似乎还是古已有之的持续现象。韩愈已说，他作文每自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以为好。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则必以为大好。”可知读者与作者的意趣不一致，由来已久。袁枚后来发挥说，韩愈所谓“下笔大惭”，是指诗赋一类进士文章，可韩愈仍是唐代的进士。故“昌黎肯惭，所以为昌黎;虽惭，肯下笔，所以成进士”。他建议当时士人对待科举时文，不妨法昌黎，“且惭且下笔”。这当然有些借题发挥，但也可作为进行两难选择时的参考。近人汪国垣（辟疆）便说，韩愈此语，或“今日报馆之谓”。则既为报纸写文字，不妨预作待读者抉择之想，且惭且下笔。
　　我的第二个困惑，则在于自己是否有此服务社会的能力。虽说书生报国惟执笔，然对于专业学人来说，怎样写面对非专业读者的文字，其心境之忐忑，或有些像“五四”时代惯用文言表述的学者不得不写白话文。我从来没有奢望真能影响大众，所作报纸文字，针对的可能还是相对小众的读者。但就是面对这样的小众，也有话怎幺说的问题。
　　对于报纸，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拾遗补阙。盖身处变化的时代，知道自己没有跟风迎合的能力，只能多关注一些他人忽视的面向，尽量思而后言，少说或不说别人也会说、也可说的话。同时牢记史学的启示，一是要尽可能为他人设身处地，二是必以证据支持所立言。这当然也带来新的问题——过去人多说文史不分家，但在一千多字的短文中还要“引经据典”，很多报纸读者对此是不习惯的。
　　章学诚曾从技艺层面言“史家运用之功”说，着史者与文人的一大区别，就是着述中“惟恐人不知其所本”。盖若“不知所本，无以显其造化炉锤之妙用”。换言之，必须先有引文，才能体现作者“造化炉锤之妙用”;而史家的高下，亦正于此处见。然此可与习史者道，不足为他人言。报纸的多数读者，恐怕更希望言之有物，而不那幺在乎史艺的高低，这是不能不考虑并予以尊重(本文来自：WWw.bDFQy.com 千 叶 帆文摘:读书人如何思而后言？)的。
　　同时，既然为报纸写文字，就要尽量体现建设性。立足于建设，仍可有所“揭露”。法国史家夏蒂埃（Roger Chartier）曾与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进行系列对话，夏蒂埃注意到，以前“知识分子在社会宏观层面享有先知、救世主和揭露者的形象”，二战后亦然;但现在（对话是在1988年）他们正转向另一类工作，如福柯（Michel Foucault）自称“他的工作就是剥去一些显然事物和公认概念的鳞片”。布尔迪厄表示，在这一点上他与福柯完全一致。他认为“科学应当具有战斗性，但这绝不意味着‘介入’”。在他看来，社会科学不仅“要回答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更要“提出普通社会世界出现的问题”，并且“有责任更好地提出问题”，即在方式上应超过记者和评论界。
　　学者不一定要像以前一样“介入”政治和社会，能尽量剥去一些“众所周知”的事物和众皆认可的概念之上所附着的鳞片，也就揭示了“真相”，同样是对社会不小的贡献。这虽不那幺剑拔弩张，显然也并非易事，所以仍是“战斗”。注意，布尔迪厄特别强调的是，学者对社会事务的观察能力，至少要高于一般媒体从业者。这一观念反映了也针对着1960年代后在西方社会开始显着的一些新现象。意识到学者不能像媒体人一样思考和说话，既表明媒体地位的上升，也展现了学者的自觉。要知道他们两人的对话是在广播电台进行的，法国听众的领受程度，真让人羡慕;而对话者的自觉，也就更加意味深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