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现象、新技术来表征或命名当下社会是目前一种很通行的做法，像新世纪、E时代、大数据、传媒时代、网络社会等语词在当下颇为流行，并以高度发达的媒介传播而来的文化现代性与多元性而自诩。在性别话语层面，当下更强调对传统性别机制的颠覆与对抗性，“她世纪”、“女汉子”、“性少数”、“我的身体我做主”、酷儿文化等往往成为性别现代性与女性（权）主义的象征，在追新逐异的时尚文化中有着异乎寻常的吸引力。与之相反的则是，“传统”（tradition）似乎成了文化守成主义（甚至文化保守主义）的代名词，女性传统的真善美、传统的妻职母职、传统的性别操守，即使不是被某些人弃之若敝履的话，也在传媒时代成了一个不被重视的话题，退居到了暗淡的边缘角落。然而，“现代”一切皆新/好，“传统”一切旧/坏吗？“传统”性别话语中是否亦有女性主义的性别蕴含，其在当下时代价值几何？本文想从冰心抗战期间以《关于女人》为题发表的一组短文谈起。
《关于女人》的“传统”与“现代”
从中国知网发布的对《关于女人》的研究论文来看，学界一般以挖掘其所塑造的女性人物真善美传统为主。像鹿琳的《讴歌真善美——读冰心的〈关于女人〉》、韩莹莹的《献给女人的一首爱与美的颂歌——冰心〈关于女人〉浅议》、刘文菊与谢文开的《一曲抗争女性的赞歌——再读冰心的〈关于女人〉》等，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作者的论述重心。还有些论文是通过对《关于女人》中女性人物形象塑造来论述冰心笔下的女性观，像骆卫华《论冰心〈关于女人〉的妇女观》将该作品集中的女性人物从“淡雅稳健的朴素美”、“内外统一的理想美”、“静柔含蓄的性格美”、“国家为重家庭为重的伦理观”等几个层面，并将之概括为“充溢着民族精神，浸透着民族审美情趣和伦理观念的妇女观”①。这些都无不是聚焦于《关于女人》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研究界从晚近女性主义思潮中解读冰心《关于女人》的并不多，有人甚至将其界定为“中国女性主义前文本”②，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中国学界往往是在本土民族的“传统”视域下界定冰心女性意识的。这种现象与西方的海外汉学研究形成了一定对比。英语世界中《关于女人》的研究散见于毛尘（音译）的《家国内外：再语境化的冰心》、严海萍《中国女作家与女性主义想象》、McDougall Bonnie的《五四叙述中消失的女人与男人：对茅盾、冰心、凌叔华、沈从文短篇小说的后女性主义分析》等论文或论着中（这些在国内尚没有英译本，目前并不为国内学界关注）。或许与海外学者更频繁接触西方理论相关，这些着述无一例外都旗帜鲜明地扛起了feminism（女性主义）的大旗。像《家国内外：再语境化的冰心》通过分析《关于女人》前两个篇章《我最尊敬体贴她们》和《我的择偶条件》的文本细读，从叙述修辞学角度分析了冰心对男权文化的颠覆性与反抗性，认为《关于女人》运用了比限定于传统“更具象征性和模糊性”的叙述声音，以“男性化叙事和客观化叙事解构了文学想象中的性别稳定性”，并由此“制造了深受拉康和巴赫金影响的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所说的与现代小说相关的‘复调’声音”③。而《中国女作家与女性主义想象》则将冰心的女性写作同当时有人提出来的“典型闺秀派”（typically feminine）相区别，认为它们比“第一眼看上去的要复杂”，以“我弱小但我也会因此而强悍”（I am weak and therefore I am strong）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女性主义立场。④
的确，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深层解读会让我们发现冰心的《关于女人》并非仅如彰显了女性真善美的“民族传统”这幺简单。西方后现代主义学者曾认为，“差异与他者性或对立面的生发……从来不是完全从外在而来，也不是极端反对的……差异的界域是不可知的、恒变的、分裂的。”⑤“传统”与“现代”这两个看似逆向并行的概念也应作如是观。从冰心在抗战时期写于山城重庆的《关于女人》这一组文章来看，女性勤勉、善良、无私，恪守为人妻母之道固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性别观，但她们在妻职母职中对自我价值的实现（如《我的母亲》中的母亲）与挖掘的生活之美（如《我的学生》中的S），却无不闪耀着“现代性”的人性光辉；她们在国难当头的忍辱负重行为固然彰显着中国女人吃苦耐劳的“传统”操守，但在困难时期所表现出的英勇担当与睿智聪慧又挑战了男性权威，并具有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现代“女汉子”精神（如《我的同学》中的L女士等）。因此，对于冰心《关于女人》体现出来的性别观念，笔者愿将其界定为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与现代女性自立自强精神相结合的产物，在婚姻家庭和民族国家的双向度上践行着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
当代性别话语谱系中的冰心
学界对冰心的研究往往拘泥于其文本生成的民国语境中，其实在当代话语谱系中探究其殊异个性更有意味。冰心一直被认为是传统温婉派的代表，茅盾在20世纪30年代的《冰心论》中曾用“新贤妻良母主义”来形容冰心，《关于女人》中《我的母亲》一文也直接提到了这一点，“关于妇女运动的各种标语，我都同意，只有看到或听到‘打倒贤妻良母’的口号时，我觉得有点逆耳刺眼……我希望她们所要打倒的，是一些怯弱依赖的软体动物，而不是像我母亲一样的人”。《关于女人》的时代背景（1940年代、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使冰心妇女观的提出有一个鲜明的历史语境：一、当时大多数中国女性尚没有走出家门成为职业女性的机会，或者即使接受教育的女性能够在社会上找到一席之地，也因为抗战期间时局不稳等诸多因素而被迫退回家庭（比如《我的邻居》中的M太太，《我的学生》中的S），这使得为人妻母的身份对女性来说尤其重要；二、抗战期间民族矛盾、家国意识异常突出，使得女性反抗压迫与权威、张扬自我的很多行为需要通过民族国家认同的方式体现出来（比如《我的奶娘》中的奶娘、《我的同班》中的L女士等）。这两点在冰心的年代均有着坚实的时代与现实基础，但却同后来的女性文学界主要关注的问题有了不少的距离，这些都造成了冰心性别观在后世亦不乏争议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