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４：商品经济首次写入党的决议

　　1984年7月，中央在北戴河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提纲。当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定》，明确提出中国要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变了原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成为改革开放的纲领性文件之一。
　　“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对于《决定》，邓小平这样评价。
　　
　　把“商品经济论”
　　列为“精神污染”
　　
　　“起草过程中，对要不要提商品经济争议很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参与了这个文件的起草。作为经济学家，杨启先认为这个《决定》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有些问题需逐步解决，但提出了“商品经济”概念是很大的突破。然而，这样的突破却经历了几十年的努力。
　　“商品经济必将万古长青。”早在1962年，广东省社科院原副院长、经济学家卓炯便提出了要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在那个年代，卓炯的声音如泥牛入海。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空气开始活跃，学术界开始重提商品经济。
　　1979年春，卓炯又撰写了着名论文《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同年，在无锡召开的社会主义经济价值规律讨论会上，厦门大学教授胡兆培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一年后，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邓力群在《财贸战线》杂志上发表文章，也主张现阶段的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但这些见解没有被采纳。
　　1980年5月，国务院体改办（原国家体改委前身）成立，也希望在“商品经济”问题上作些努力，但没有成功。
　　国务院体改办在1980年9月8日起草了成立后的第一个文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第一句用了经济学家薛暮桥的话：“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但在各省省委书记省长的座谈会上，对此分歧很大，文件只好搁置另议。
　　1982年、1983年间，在“清除精神污染”的大背景下，商品经济被当成了精神污染之一受到了批判。因主张“商品经济论”的经济学家薛暮桥还被批评为“有知识分子的劣根性”。
　　
　　思想解放不够
　　改革文件起草小组调整
　　
　　到了1984年，即将召开十(本文来自：WwW.BdfqY.Com 千叶帆文摘:１９８４：商品经济首次写入党的决议)二届三中全会。在讨论会议究竟研究什幺问题时，邓小平说，最理想的是搞个改革的文件，搞个对全党起到巨大鼓舞作用的文件。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遂向中央建议，专门搞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央成立了由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胡乔木、姚依林、田纪云组成的文件起草领导小组，先后找有关部门、省市的领导开座谈会。
　　起草小组先写提纲，但讨论了多次也跳不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路数。这时，有人提出要在商品经济问题上有突破。尽管如此，但起草小组内部仍形不成统一意见。
　　1984年七八月间，中央在北戴河开会讨论这一问题，胡耀邦主持，两次讨论之后，胡耀邦对没有跳出计划经济圈子的提纲仍不满意。他强调，这是一个历史性文件，一定要写好。原起草班子思想解放得不够，胡耀邦调整了起草小组的负责人，改由以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林涧清为首，同时增加郑必坚、龚育之、林子力、滕文生、高尚全等人进入文件起草小组。
　　1984年8月以后，新的起草班子开始工作。
　　时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高尚全，提出“改革就是要为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扫清道路”，要把商品经济写进《决定》，在“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这句话之外，还要加上一句“只有发展商品经济才能富中国”。但有人反对，主要是害怕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混同起来，会变成资本主义。
　　这时，高尚全想了一个“计策”，建议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名义，在西苑饭店开一个理论研讨会，力图通过理论界的意见影响起草小组的意见。
　　研讨会请了20位学者专家参加。会上，高尚全阐明文件应当在理论上有突破，应当明确地把“商品经济”写上去。大家讨论意见很一致，认为发展商品经济是个必然的途径，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要经过商品经济的阶段。
　　此外，研讨会也讨论了另一个问题，指出十二大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不科学，一个是社会制度，一个是手段和方法，二者不对称。
　　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后，起草小组在玉泉山工作期间，胡耀邦、赵紫阳又分别上山主持起草小组进行讨论。当谈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时，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说，倾向于写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其间，于光远、童大林等人开过一个会，坚决主张写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给赵紫阳写了一个会议简报。与起草小组最后一次讨论时，还请去了邓力群。赵紫阳首先问大家理论上有没有问题，杨启先说“能站得住”。赵紫阳问和宪法有没有抵触，郑必坚说“没有矛盾，宪法上没有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最后又问邓力群有什幺看法，邓力群说，他1979年就是这幺提的。
　　
　　中央决议正式成文前夕
　　临时加句话
　　
　　1984年9月9日，赵紫阳给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写了封信，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表达了四层意思。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这一表述并不确切，今后不宜继续沿用”。邓小平、陈云在他的信上画了圈表示同意。
　　两天后，中央召集了约1500人，讨论《决定》征求意见稿。通过讨论，加强了对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城市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的认识，决定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进《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去。
　　“但写进《决定》了不等于大家的思想都想通了。”杨启先说，由于一直有争议，《决定》正式成文的前一天晚上，又加了一句话：“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银行、土地、矿山不是商品。”这实际是说商品经济仅限于生产产品的领域，而不包括生产要素，不是完全的商品经济体系。
　　《决定》的历史意义不容抹杀，尽管存有局限，但在一提商品经济就害怕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背景下，承认这样的观点使《决定》成了“有历史意义的一个文件”，并为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冯兴方荐自《新京报》原标题为《1984，商品经济摘掉“精神污染”帽子》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