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讲话》与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实现

　　延安文艺，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现代文学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枢纽作用。1936-1949年，中国文艺从思想、形式和风格都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根本性革命，这就是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艺思想指导下的、以延安文艺为发端和模板的解放区文艺运动。这场从上层知识分子带有意识形态诉求的文化革命与下层人民群众的文艺形式和趣味相互融合，所产生的前所未有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甚至为以后的拉美等被压迫国家的社会主义文艺实践提供了新颖的思路和新颖的形式。
　　延安文艺与五四运动的新文艺、三十年代的文艺活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是直接在党中央的政治领导下逐次展开的一次审美意识形态的革命，是中共建立新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意识、有计划的政治实践（延安文艺改革是延安整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在文艺方面调整、培养和建设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队伍，并依靠他们获得中下层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同意”的文化领导权的复杂过程。毛泽东曾谈到延安文艺与前次文艺的不同之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1] 基于延安与国统区不同的时代本质，即从建构不同的社会理想出发，毛泽东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艺实践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建构。这一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成果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反帝、反封建、人民大众的文化。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文艺思想是意识形态建构的核心观念。但是，整个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建构过程却不单纯是一个思想解放和观念革命，而是一个从观念革命、知识分子建设、艺术形式革新、文艺运动实践的意识形态与物质实践双向互动的动态过程。延安文艺的成功表明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意识形态探索和实践：不仅在理论上，而且也在实践上超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意共领袖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但是，如果从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与领导权的角度去解读和研究介于意识形态与艺术革命之间的延安文艺的话，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意识形态如何通过文化艺术的改革获得了鲜活的生命，有机知识分子在其中的核心作用也会解剖性地呈现出来。
　　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与阐释
　　1935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央部队到达陕北，但是这个时候他并没有直接取得政权。我们知道遵义会议虽然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是只是确定了他的军事领导权的地位，他在政治上还没有到达完全的发言权，因为当时张闻天是中共中央的总负责，只有到了中共七大才确定了毛泽东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延安整风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新起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开始。如果说，井冈山是一次真正的革命，是巴迪欧意义上的“真理-事件”的话，那幺，延安整风就是新中国建立前的历史上一次真正的革命。以延安为中心，以延安文艺为模式的整个解放区文艺，都体现了逐步渗透和实现毛泽东思想的文化领导权。在延安时期，文化领导权与文艺运动是什幺关系呢？第一，就是文化领导权的建立，这个时期是全党的整风运动。第二，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解和阐释，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我们可以简单的表述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化。那幺，再往下就是要建造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大众化和通俗化等。从最抽象的文化领导权的核心到最底层的人民大众，延安时期的文化领导权是一个比葛兰西预料的更为完善的文艺实践体系。
　　首先是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文化领导权，毛泽东思想的确立过程是无比复杂的，毛泽东提出来的文艺思想，就是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的文艺思想。它是有前因后果的。影响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因(本文来自：www.bdFqY.cOM 千 叶帆文 摘:毛泽东的《讲话》与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实现)子有：第一，苏联的马恩列斯的文艺思想；第二，我们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文艺思想，有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等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第三，历史上的一些文化事件和人物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比如说五四文艺、30年代的左翼文艺、鲁迅对毛泽东的影响。这些东西共同构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诞生的源头。第四，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诞生是在历史中形成，它是在不断地和当时一些文艺现象的讨论中形成的，比如，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国统区的大批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进入延安后应该怎幺用。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中共文化领导权的确立过程到底要解决的是什幺问题？我认为，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要解决的是文化现代性问题，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现代性问题。这个问题逐步解决之后，就进入了对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的理解和阐释了。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最早提出的就是胡乔木，然后就是周扬，再就是胡风，这都是党的最高层的有机知识分子，经过他们的理解和阐释，再传播给中下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1944年，周扬就编写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选编马恩列斯、高尔基、鲁迅和毛泽东对文艺的论述。毛泽东认为：“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了一课。”[2] 之后，在对毛的讲话和文艺思想的理解和阐释中，周扬与胡风有不同的解读。现在来看，主要的分歧在于：周扬的理解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或是无产阶级的，胡风的理解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的，是启蒙传统。因此，在50年代批判胡风之后，就确立了胡乔木和周扬在对毛的文艺思想和毛的文化领导权的阐释的主要地位。
　　经过周扬和胡乔木的阐释，有了一整套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理论，之后还要体制化，就是文艺政策、文艺体制的制度保证。因而，需要开启整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来保证它变成政策，通过体制来进行实践。
　　二、建设有机知识分子队伍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相关着作，仅仅是文化领导权或者文艺意识形态的最核心部分和最抽象的部分。按照葛兰西的思想来进行演绎的话，文化领导权实现的关键就是建立有机知识分子队伍。不过，毛泽东的思想比葛兰西更丰富、更复杂，也更具有实践性：即建立一个有机知识分子的队伍，通过他们来进行文艺革命和大众文艺运动。什幺是党的有机知识分子？葛兰西认为，就是共产党自己培养起来的在革命实践斗争中自觉成长起来的发挥了意识形态说服和团结各阶层人民的知识分子。通俗地说，就是随着共产党一起诞生、长大，他就是喝共产党的奶长大的，这才叫有机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