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菊与刀》几点心得

　　摘 要：《菊与刀》通过对日本等级制度、“恩”与“报恩”、耻感文化、修养和教育等多方面入手，解释了日本人集于一身的“菊”与“刀”两个互相对立的性格。本文试着从日本的等级制度作为切入点，以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为立脚点试着谈论日本与中国的点点滴滴。
　　关键词：日本；中国；个体意识；群体意识
　　作者简介：志明（1987-），男，内蒙古兴安盟人，内蒙古大学民社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学。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8--01
　　引言：
　　总会有些人对某些人或事物评论个好与坏，定性是与非。而不考虑其表象的背后的虚与实、因与果，这是不完整，不合理的。
　　正文：
　　日本人的等级制度很强，按书中的话来说“日本以铁腕推行法令、秩序，日本人都学会了把这种细密的等级制度等同于安全稳定。只要他们还待在熟知的屏障之内，只要他们履行已知的义务，他们就会信任这个世界。” 因此，日本人无条件地服从制度，甚至可以为此献出宝贵的生命。所以，当上级下达的任务失败，特别是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失败时，这是无法接受，不可容忍的。他们会想“因为我的过错而阻碍了上级的任务与工作，我怎幺这幺无能，我要为我的无能付出代价、付出血的代价、我要剖腹自杀。”从这个思想脉络我们可以揣测日本人的个体意识很强。
　　举个例子，日本人见面打招呼，不管认识与否都会小步轻盈、面带微笑说上一句“こんにちは，いい天気ですね” （你好，今天天气真好）。而中国人打招呼则更多的会说“吃了嘛？”从这里我们可以，尝试着下几个定义。1.日本人侧重个体的自由，注重意识层次。2.中国人追求群体生活，重视物质层面。为什幺这幺说呢？日本人：小步轻盈，怕打扰到你；面带微笑，AA制的友好表现；谈天气，谈心情追求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轻视物质的存在。中国人：吃了嘛？咱哥俩谁跟谁，一起去吃。重视物质、追求群体生活。
　　说到“吃”，我们也可以从吃的方式、吃的方法等发现两国国民性的蛛丝马迹。日本人喜欢吃“和食”，从口味方面注重原生态，以清淡为主，饭后“别々にお愿いします”（麻烦了，各付各的）。
　　而中国人喜欢吃“大聚餐”。讲的是排场、热闹。口味方面也可以说是“大杂烩”，浓浓你我情。
　　正如本尼迪克特书中所说：即使在最孤单的细小行为之间，也必定存着系统的联系。打招呼与吃饭，再平常不过的习俗现象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人追求个体意识，而中国人侧重群体意识，。所谓个体意识，就是认为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是供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人。[1]所谓的群体意识，就是认为每个人都是群体的一部分。群体的利益就是个人的利益，群体的价值就是个人的价值。[2]
　　因为是独立的个体，是供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人。容易感性从事，强调意识。如书中所说：日本人的真正使命就是“弘黄道于四海，力量悬殊不足忧，吾等何惧于物质”忘记物质与意识的界限。在他们看来意识是可以超越物质的。而相对于群体意识的中国人，则向往群体意境。追求沉稳、少年老成，物质是巩固意识的基础。
　　柏杨先生“日本人是一个自我检讨能力极强的民族。一个自我检讨能力极强的人，会经常自我江涛自己的不争气和进步太慢，这(转载自：www.BdfQy.Com 千 叶帆 文摘:读《菊与刀》几点心得)是一种生命一种能力。看起来伤害尊严，实际上反而培养出新的尊严。[3]
　　而中华民族被认为是爱说谎的民族，在明恩溥先生看来：“中国人之说谎，似乎并不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是为了说谎而说谎，而主要是为了获取某种不撒谎就无法获得的好处。”[4]
　　从以上两点，可以得出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的差异，日本是个体的组成体。我犯的错，是我个人的事情，我理应知错就改。而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团体中的个体，虽说说谎的原因可能出于个人的自尊心或不好意思。但是，从宏观的来说：我的选择是群体的意愿，少数理应服从多数。我的承担与认错可能有损群体的得失与威望。用明恩溥先生的观点来解释的话：在中国人列出的“五常”序列中，诚信排在最后，在许多很了解中国人的外国人看来在这个天子帝国的时时处处，诚信也的确可能被当成了最末一位的美德。[5]所以，“信”与前面的“仁”“义”“礼”“智”的任一条相遇时，就会淡然失色，变得无足轻重。
　　从政体方面来说，日本实行多党民主制，中国则实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6]个体意识，每个党派都是单独的个体，各持己见，互不相让，难以达成共识，需要的是好的成员。而群体意识则容易达成共识，少数服从多数，群体的利益高于一切，需要的是好领导。
　　日本实行多党民主制，中国则实行一党协商制。日本的政治机构有活力，中国的机构有效率。（此处效率并非指具体工作效率）如卢梭所说：君主政府就适于大国，而民主政府就适于小国[7]。日本实行了多党民主制，而中国则实行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协商制，定夺权由中国共产党掌控，避免了当一个机构中负责事务的人越多，处理起事物来愈缓慢；过分的审慎，使人们不够重视时机，以至于坐失良机。[8]
　　结语：
　　不管是日本人的个体意识，中国人的群体意识、日本人的极度检讨，中国人的说谎、还是日本人的多党民主，中国的多党协商制度。他们的形成都受限于其历史与人文因素，适应了当时的发展需求。因此，重要的不是雄辩哪个习俗，哪个社会现象，哪种制度的好与坏，是与非。更重要的是两国互相学习，汲取各自的优点，摒弃自己的缺点，受益于自身。
　　参考文献：
　　[1][2]《闲话中国人》.易中天.P10.上海文艺出版社.
　　[3]《酱缸震荡》.柏杨.P4.人民文学出版社.
　　[4][5]《中国人的气质》.明恩溥.P263.P259.译林出版社.
　　[6]《政党差异性研究：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比较》郭亚丁.中国经济出版社.
　　[7][8]《社会契约论》.卢梭.P70.P100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