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逋隐居杭州孤山二十年，未足及城市，以植梅养鹤而闻名，所以世人称其“梅妻鹤子”，得当时皇帝青睐而有“和靖”处士和先生的佳号。然之中尚存许多疑阙，现从三个方面予以考释。
一 “和靖”是真宗赐号还是仁宗赐谥号
《宋史·林逋列传》记载了林逋归杭州，结庐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真宗闻其名而赐粟帛，并诏长吏，岁时劳问。卒后，仁宗嗟悼，赐谥和靖先生，赙粟帛。宋史记载了林逋先后得两帝的不同待遇。
《诗话总龟》、《宋名臣言行录》、《咸淳临安志》皆言“真宗闻其名，赐号和靖处士，诏长吏，岁时劳问。”
《九朝编年备要》、《续资治通鉴长编》、《宋诗纪事》又言“上(仁宗)赐谥和靖先生”。显然，这里出现了分歧：到底是真宗赐“和靖处士”还是仁宗赐谥“和靖先生”?
其实，据以上的资料，我们足以得出几点结论：
首先可以肯定，林逋隐居后，真宗确曾赐其粟帛并且不时派人慰问，可见真宗对林逋礼遇有加；但在《宋史》以及《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又记有在林逋死后仁宗赙粟帛。我认为此或为后世传抄之误或为附会之词。
其次，从各记载的时间来看，阮阅的《诗话总龟》、欧阳修的《归田录》以及朱子所纂集的《宋名臣言行录》最早，其中都记载了真宗赐号“和靖”之事。对仁宗赐谥号之说，则是在南宋或更晚时期；即使《宋史》，也是在元代。所以根据时间的先后，距林逋生活的时代越早，应该越接近于事情的真实。
此外，宋陈均撰的《九朝编年备要》中记载仁宗赐谥号之说；但其言“逋卒于天圣元年”，与林逋卒年六十二岁的史实不符。可见其记载有误，有不足取之处；那幺其对仁宗赐谥说亦不可信。
奇怪的是，南宋董嗣杲《西湖百咏》曰：“钱塘隐士林逋，字君复，童鹤自随，结庐于此，累诏不起，赐号和靖处士。天圣六年卒谥和靖先生，葬所居后。”肯定了真宗的赐号，亦肯定了仁宗的赐谥号之说。两代皇帝对同一人赐同一号，古之不知有无先例，有待考证。
二 林逋隐居原因
1 林逋的社会交往
历代评价林逋是一位高洁清雅、神清骨冷、高逸绝俗的隐士，但对其隐居原因却言之甚少。从一些史料来看，其四十岁前的记载很少。《宋史·林逋列传》曰“初放游江淮”；《东都事略》、《太平治迹统类》：初，逋客临江，李咨始举进士，而未有知者，逋谓人曰：“此公辅之器也”。又《宋史·李咨列传》：举进士，真宗顾左右曰：“是能安其亲者。”可见真宗时期，年少的林逋就可鉴识能为官之人，显其有欲为国效力的志向。
在古代，文人想要走入仕途，除了参加科举外，就是有人引荐，自己要奉上文章。《疑耀·林逋》载李畋《闻见录》：和靖隐居，朝廷命守臣王济访之。逋闻之，即怀诗文求见，济乃以文学保荐逋。可见，林逋还是希望能够有人举荐而仕。
《宋史·林逋列传》：“薛映、李及在杭州，每造其庐，清谈终日而去……”《宋史》记载，真宗时期，薛映以右谏议大夫知杭州；李及以右谏议大夫召还勾当三班院，再迁尚书工部侍郎，历知杭州。又《诗话总龟》、《咸淳临安志》、《宋名臣言行录》都引《青箱杂记》曰：(林)逋景祐初尚无恙，范文正公亦过其庐，赠逋诗曰：巢由不愿仕，尧舜岂遗人?林逋隐居后，仍然与当时在朝的官员来往甚密。可以看出，他不是不关心政治的隐士，而是在寻找出任仕途的机会。
林逋临终诗“湖上青山对结庐，亭前修竹亦萧疏。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为历代所吟咏。临终之言，是一个人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其中包含着或是自己最遗憾的事或是自己最关心的或是最放不下的事情。其诗前一联写了自己隐居的生活，后一联以“犹喜”结尾，似是表达自己对清雅和不谙政事的生活的满足，实是流露了其隐居的真正原因。林雁《梅妻鹤子千古名——四论林逋与
2 林逋的隐逸生活
世称林逋“梅妻鹤子”，皆是因其不娶无子，以植梅养鹤为伴。梅鹤成为高洁雅士的象征，仕途的失落才使其侣梅友鹤而隐居。所以梅鹤既是隐士心灵的慰藉，也是其志向的表现。
《诗·小雅·鹤鸣》：“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郑笺：“鹤在中鸣焉，而野闻其鸣声。兴者，喻贤者虽隐居，人咸知之。”总题，毛序“诲宣王也。”郑笺：“诲，教也，教宣王求贤人之未仕者。”可见鹤原是贤者借来向统治者自荐的一种工具。且林逋的咏鹤诗《鸣皋》中亦有“一唳便惊寥泬破，亦无闲意到青云。”末句“青云”一词，应和所谓的“平步青云”之“青云”同义，借指官场。所以，林逋虽说“亦无闲意”，实是借鹤自慰而已。
如果说鹤是林逋无缘官场而隐居的标志的话，那幺梅又有什幺寓意呢?林雁认为林逋是以梅暗指自己的感情，并以《长相思·惜别》和《点绛唇·题草》两词作证，指出没有亲身经历者，不会有如此深而细腻的悱恻之情；并以林和靖的坟中唯见一枝玉簪为证，认为是女子的饰品。当然，林逋的两词并不排除其情感的经历，但是说玉簪是女子饰品，有些牵强。
簪是古人用来绾定发髻或冠的长针，并不独女子所用。左思《招隐》诗云“踌躇足力烦，聊欲投吾簪。”杜甫《春望》诗有“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记载：“真宗东封……令陈(尧佐)尽去戴者，召近御座，上亲取头上一朵为陈簪之。”可见簪也为男子佩戴；并且从陈尧佐的事迹来看，被皇帝赐簪亦是做官者的荣耀。所以，林逋棺木中的簪倘若确为头饰的话，那幺应是林逋借此表达自己求仕的愿望。
簪除了有头饰意义外，在古代还有簪笔、簪白笔之说，即插笔于冠或笏，以备书写。古代帝王近臣、：书吏及士大夫均有此装束。李延寿《南史》卷四十九记载：持橐簪笔，事孝武皇帝数十年。白居易《白孔六帖》卷十四解释簪笔，引《魏略》曰：殿中侍御史，簪白笔，侧阶而立，上问曰：“此何官也?”辛毗对日：御史，簪笔书过，以奏不依古法。簪笔后引申为仕宦。清陆以沿《冷庐杂识·改官诗》曰：“簪笔雍容志已虚，不如归去旧蓬庐。”可见，簪在古代亦为仕宦的象征。
《辍耕录》、《闲居录》中都记载了和靖墓被打开时，已是尸骨皆空，但得一宝玉簪。有诗云：生前不系黄金带，身后空余白玉簪。这里“黄金带”与“白玉簪”相对列出，显然是表达一种对功名追求而不得的遗憾，并没有对女子的怀念之意。又《增补武林旧事》日：元胡僧杨琏真伽，发其墓，惟端砚一枚，玉簪一枝。《遂昌杂录》也载杨琏真伽亦发和靖墓，闻棺内独有端砚一枚。这里都记载了和靖棺木中有端砚，进一步验证了和靖读书与求取功名的志向，而非对女子的痴隋。
总之，可以说，林和靖的隐居一方面在于求仕不得，而以梅妻鹤子使自己得以立名；另一方面是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