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制度研究推进话语体系重建

　　从全球范围看，中国崛起与中华文明的复兴是21世纪最重大的变化。
　　2002?2010年，一方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国内舆论处于“狼来了”、“与狼共舞”的惊慌之中，另一方面，中国GDP高速且平缓增长，连续超过英、法、德、日，这一现象激起了国内外学者对中国“何时超美”的预测。在一些西方着名学者与智库的预测中，中国在“最近的未来”GDP超过美国“已无悬念”。
　　我在这里仅举几个例子：
　　英国着名经济史学家麦迪逊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中认为：“中国可以在2015年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他一些欧美学者也有类似的预测。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刊文预测中国“未来时点”是2018年；经济学家卡尔森、霍兰德预测的是2020年；首创“金砖四国”概念的前高盛资产管理部主席吉姆·奥尼尔的预测是2027年。显然，近10年来，关注中国发展前景与东西方战略地位变动的欧美学者，争议的中心已不是“中国能否超美？”更非“何时崩溃”，而是“何时超过美国？”
　　对于这样的问题，国内大部分学者也基本持相同观点。不同的是，国外一般以“中国崛起”来描述这样的状况，在国内，近些年我们一般以民族复兴来指称——复兴的意思是说，我们民族通过现代化的努力，要努力回复到原来曾经有(本文来自：Www.bdfqY.cOm 千 叶帆文 摘:以制度研究推进话语体系重建)的国际位置。当然，国内也还有一部分知识界不认同这个观点。
　　在我看来，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国内政治稳定的条件下，在未来10年或20年内，实现邓小平第三步发展战略（即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GDP总量接近或者超过美国），是完全可能的。但对其“意义”的判断与理解，则需十分谨慎。
　　文明复兴是带有自己语言的复兴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从西方的视角来看中国的话，他们怎幺理解中国的崛起？
　　美国学者萨布雷曼在《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国经济统治的阴影之下》一书中表示：“中国将在相当短时期内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这将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第一次出现相当贫困国家成为最大经济体的现象。”
　　因而，首先我们要理解，对于西方世界来说，中国的块头太大，人口规模也太大。
　　我们是个由13多亿人（接近14亿人）组成的多民族国家，而这13亿人中，又是以汉族为主导的。对比一下西方世界，欧美人通过500年的奋斗，尽力扩展自己的范围，但在这500年过程中崛起的国家体量都比较小。葡萄牙崛起的时候人口大概100万，荷兰崛起的时候人口大概也是100多万，西班牙是四五百万人口，英国崛起时核心的英格兰区域也是500万，法国人口多一点，大概有2000多万，到了19世纪，增长到3600万人口。总的来说，欧洲诸国只是百万和千万级别的国家。因而，500多年的发展下来，即使后来有俄罗斯、美国这样的超大国家，总的来说覆盖人口满打满算不超过10亿，而且，这10亿人口分散到四十几个国家，也不团结。中国则是属于10亿级别人口规模的。因而，从这些国家的经验来看，这样一个超10亿人口规模的经济体的崛起，必然要改变全球的整个资源配置，也必然会改变整个全球的格局。
　　这样的人口数量与面积直接影响到原来奠基于西方国家崛起经验的判断。这个体量的人口，这些劳动力和现代技术相结合，将会给世界带来什幺样的改变？1910年，有一位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罗斯，对中国部分城市作了大约6个月的考察，回国后于1911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变化中的中国人》。在书的第一章，他就重新解释了“黄祸”。过去，“黄祸”说的是中国人多，如果吃不饱，就要向西方涌动——即由人口的外迁而引起的“黄祸”。比如说古代的匈奴、蒙古人的向西移动，这叫“黄祸”。可罗斯是这幺理解“黄祸”的：中国人如此众多，比西方总和还要多；作为劳动力，他们又如此勤劳，如此便宜，如此聪明……一旦这些人和西方的技术结合起来，必然生产出大量的廉价商品，铺满全球。他认为，这才叫真正的“黄祸”。他还指出，这种状况可能不是他们这两代人的问题；因为这两代人当中，中国不一定能具备向现代工业技术转型的条件——诸如教育技能、政治统一等。但如果这些条件具备——他估计有可能是在本世纪末，这可能就要成为一个大的问题。到这时，西方工人能把自己的福利和工资降下来与中国工人竞争吗？——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
　　由此可见，对于中国崛起的忧虑在西方世界早就有过，而且一直就有，只是这种思考原来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
　　更进一步看，相比于之前500年间发生过的不同国家的崛起来说，中国崛起与之最大的差别，是中华文明的复兴，可能是带有自己“语言”的复兴——这个语言，因为不同于西方世界的理论体系，会让西方世界更感到震惊。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整个西方世界还是把中国崛起纳入到西方整个话语里在言说。比如，从政治的角度，去年美国就在讨论“修昔底德陷阱”。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说一个板块上来了，另外一个板块要维持原来的位置，那幺，彼此的关系就必然是猜忌、防范、武力冲突；其结果，要幺是两败俱伤，要幺把老大赶下来，建立新的全球霸主地位。这套叙述方式完全符合西方2000多年的经验，这个经验从古希腊开始一直延续到宗教战争，最终，在欧洲形成了关于国际关系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且，这个体系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世界格局。那幺，中国的崛起是不是要重新被纳入到这个体系？在这个体系内部，与西方国家建立某种平衡？这很难讲。
　　我们要看到，在这个体系的内部，表面上说的是主权国家平等，其实是有很大矛盾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一个基本架构，是在主权国家平等基础上以君子结盟来达到均衡。但这里，又内含着什幺样的国家是主权国家，什幺样的国家是非主权国家，以及主权国家与非主权国家的不平等关系。在这个架构内部，只有宗主国才是主权国家，非宗主国就不是主权国家；很多谈判，就因此可以不列入主权国家的平等谈判。因此，主权国家的平等理论和主权国家与非主权国家的不平等理论，同时在这个体系内纠缠着。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我们在输入国际法的时候，当时有很多中国学者已经感觉到这个问题了。中国崛起以后会不会带来不一样的格局？能不能不遵守这个结盟内部的对抗关系，并且适当克服实际的不平等格局？这样的国际关系新型体系该怎幺建设？中国能不能形成自己的一套话语来表达？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