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堡大学授予朱维铮教授名誉博士学位仪式上的致辞

　　2006年7月14日，德国汉堡大学授予复旦大学历史系朱维铮教授名誉博士学位。经汉堡大学王维江博士协助，本刊获得授权，独家发表汉堡大学亚非学院院长在授予仪式上的致辞、朱维铮教授的谢辞以及德国着名历史哲学家吕森教授在授予仪式上的主题演讲，以飨读者。
　　
　　朱维铮通晓中国历史各阶段，同时把握这个历史非常不同的专业领域， 作为历史学家，这殊为罕见。他研究的重点是四个领域，却不止于此。这四个领域是：儒学，史学，与西方关系以及晚期王朝思想史。而究其工作的宗旨，在于建构系统的批评：批评王朝的中国传统，批评传统和所谓新史学乃至其为统治者服务的习惯倾向，最终也批评现代以只要有利为标准，肆无忌惮对待历史的做法。
　　早在1980年代，他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就清算了当时已成为理所当然的一些所谓儒学传统，开一代风气。朱维铮不仅凸现了史料基础的广博，论证了在所谓儒学第一个千年里，对孔子并非无以复加地顶礼膜拜；同时说明了这个儒学所谓建立者的地位，一直到王朝晚期，始终变幻无常，总以皇帝意气乃至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政策为左右。对由此对中国思想史乃至对意识形态比较研究产生的影响，他所作的阐发同样具有很高水准。
　　朱维铮开一代先河的另一个领域是中国史学。《走出中世纪》一书，发表于1987年， 1990年，英文版面世。其内容围绕中国历史分期，尤其着重于为封建主义定位。种种建言从纪元前几个世纪一直到王朝时代，不一而足。 朱维铮发现了中国史材料和经典解释模式不相吻合之处，把讨论从生成范式强制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他在从经济，社会与文化史上提出论证，以延绵直至十九世纪的中世纪功能概念，振聋发聩地提出过去的现时性问题，追问在什幺程度上，前现代种种传统存在，尽管历尽变迁，至今却能有效。
　　朱维铮的研究核心无疑针对王朝晚期，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对他说来，不仅因为这段所谓门坎时代具有极大意义，尤其因为他把对这一时期的研究，置于全新的基(原文来自：wWW.bDFqy.com 千叶 帆文摘:在汉堡大学授予朱维铮教授名誉博士学位仪式上的致辞)础之上。与把那一时期简单化为两条线的斗争相反， 朱维铮不仅以自己诸多着述，同时通过他的学生们，为全新理解那一复杂多样的时代，作出贡献。他不断将传教与科学的历史纳入研究，也同样关注迄今为人忽略的温和改革家和所谓保守派人物。在这一领域里，他的着述产生了至为广泛的国际影响，尤其惠及德国的中国史学。
　　1936年7月14日，七十年前的今天， 朱维铮出生在中国江苏省无锡的受到西方教育的一个医生的家里。1955年，他进入复旦大学攻读历史，直到于今，他恪守了对历史专业的忠诚。结束学业后，他先是陈守实的助教，之后就职于周予同，1978年到1982年任讲师， 1982年成为副教授，1987年起任教授。从1980年起，他出任复旦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室主任，重点指导博士生培养。他到底还兼职多少客座作教授，大概只有他自己才确切知道。他的研究足迹留在了多伦多，布鲁铭敦，慕尼黑，纽约，海德堡，哥廷根，首尔，香港，台北和埃森。十余年来，他屡次造访汉堡。他的学生中，好几个人在汉堡完成深造，其中一个，已在上海担任教授。
　　他的着述总数目前大约为一百三十部，其中既有富积中国历史文献的教科书，也有诸多着述编篡，如章炳麟，马相伯以及利马窦中文文献，诸多论文集，会议文集，还有涉及其他广泛主题范围的一百多篇文章。他同时兼任多种期刊的出版人，编篡出版了新时期中国文化史和科学史的四套丛书。他多次首倡大型国际会议，给予中国历史研究成果许多重要启迪；其中包括1986年重新评价中国文化的会议，那是文革结束后，首次重新专事关注传统中国的会议。1992年，他举办会议，研究基督教在中国近代史中的作用；2004年，又动议探讨二十一世纪的历史科学。
　　朱维铮是位严厉的，富于热忱、受人爱戴的学者和教师，他不仅培养了几代中国的大学生，其中不少人现已担任教授，同时他还关怀数十名来自日本，欧洲和北美的历史学者，汉学家到上海来，进行短期或长期工作访问。严谨认真塑造了他在科学乃至日常中的风格；他的着述以材料详实，可读性强见长。他的意见为人所重，当他讲课时，动辄吸引成百上千听众。
　　朱维铮是低调的大师，在他身上，现代启蒙与传统学者的理想相得益彰；献身公共事业，把历史作为现时的自我体证来对待，而把历史批评视为最本分的事业。
　　朱维铮今天庆祝自己七十寿辰，我们为他能和我们一起，共同庆祝，感到荣幸和骄傲。
　　
　　（史明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