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网络发言人”制度设立是社会发展趋势的结果,也是现实政治治理的迫切需要,该制度的建立逐步探求解决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也是社会主义执政民主
关键词:网络发言人;网民;公民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18-0022-02
引言
目前,我国当前的网民的数量位居世界第一,无孔不入的互联网正以超强的辐射力覆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网络凭借其传播速度快、波及范围广的特点慢慢地成为各类信息的集散地、社会舆情的蓄水池和思想交锋的前沿阵地。随着我国互联网建设和普及进程的加快,网络已成为各级党委、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新平台、迅速开展工作的新载体和实施正确舆论引导的新手段。网络既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信息集散地,也是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因此,聚集网络舆情及突发公共事件已成为当前社会的一种常态。十七大报告开始强调公众四权,也就是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而2008年6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民在线交流,2009年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与网民在线交流。公民越来越多地通过互联网维护自己的权益和伸张社会的正义,当然,互联网也可能成为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丑化或者妖魔化政府的载体。正是基于此,云南、广东、贵阳、南京、河南等地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这一新生的政治体制的诞生和运转,政府和社会都给予了太多的期许。“网络发言人”制度主要通过互联网这一载体形式,政府有关部分的发言人在网上针对网民的询问或质疑,代表有关政府和部门的方式与网民进行直接交流和沟通,以此解决网民的疑问和问题,维护人民的权益,树立政府在社会中的良好形象。通过网络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已逐渐成为各级党政领导了解民意、汇聚民智、排解民忧的一种新方式、新途径。
“网络发言人”制度建立的深层次原因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加速期,社会矛盾非常尖锐和突出。目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首先是观念层面上的问题。我们传统的行政管理的思维,应该是一种封闭的、管理性的思维。所谓封闭性,就是整个的管理在信息的控制上,其实是内部按照等级进行分配的。而这种信息,传统上一般来说,并不对民众开放。所谓管理性的,就是我们传统的行政管理思维,更多的强调是政府各部门对民众的管理和控制。这种思维还是一种惯性,出了什幺事情,我捂起来,或者有些信息政府不向民众披露。今天真正使政府信息公开向前推进,需要有观念上的变革、观念上定格。而“网络发言人”制度的建立是政府信息公开进一步向前推进重要的方面。
第一,理性主义视角取向的消融使社会思想多元化成为可能。自从柏拉图的世界的本原在于“理念”的世界,现实世界是“理念”世界的衰败,柏拉图坚信“理念”世界是最可取的,可以说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是完美主义的表现,他铸成了现实世界的“理性主义”的缩影。柏拉图的“理性主义”观念对后世影响甚大,但是西方传统是沿着柏拉图的“理性主义”思想和亚力士多德的“实证研究”路径展开了主要的争夺。而亚氏路径是把思想和经验的复杂形式图式化,以此解决概念和抽象的问题,并且亚氏在整体主义中注入了个人主义和民主思想的取向,使得亚氏在解决问题等方面变得更为科学和理性。帝国时代的罗马把人类追求的差异化和平等化变成了现实,从而解决了人类的部分属性问题,把人性推向了一个新的视阈。虽然中世纪基督教通过“道德公义”和“心灵净化”等方式禁锢人们的思想和头脑,但是基督教内部不断挑战基督教教义和理念的思想不断涌现,从而使基督教的发展方向偏离了预期的轨道,使基督教本身的分裂和部分的异化成为事实。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之冠、启蒙时代理性主义的崛起,以批判和怀疑的精神审视信仰的大厦,但是就算在最严谨的德国,也是按照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条路经展开,最后黑格尔以辩证法的形式使两者融合在一起,20世纪实证分析的崛起,使理性主义视角不断龟缩。特别是今天,基于实证科学更完善的对话,实证的、诠释的、批判的和后现代的等诸种不同的认知途径,导致经济管理要求改变原来的管理方式。由于技术和经济理性的发展,“经济人”决策或者自利的决策要求在现实中表现出来,在利益的分配上更强调了个人利益的整合,政治上要求不欲与界定,不要求以抽象的行政行为来表达,而要求政府起到催化剂,释放市场的能量。网络话语的大众化、扁平化的发展,这样理性主义取向的视角就成了忧伤时的告别。
第二,传统的官僚制的弊病使大众政治文化得以兴起。不可否认的是官僚制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在各国政府和大型企业中被广泛采用,为整个世界的进步和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的来临,其弊病越来越多,面临重大的改革。很多专家和学者对其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和否认:陈旧的层级管理和控制系统、照章办事循规蹈矩的传统方式使政府的功能日益衰退,机构臃肿、浪费严重、效率低下,无法适应越来越来普遍的社会动态因素对政府的要求;相对封闭的官僚组织建构与建立在主体交往和多元化基础上的新时代不合拍等。偏执的保密做法成为一种规范,公务员主要进行的是行政建设。现代大众政治的兴起,使公民对政治和管理的广泛参与成为现代公共发展的显着特征。随着利益分化和利益重组,参与的诉求多种多样,人们越来越多地介入到政治和行政事物生活中。特别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可以通过先进的技术迅速了解所发生的各种事情,这种变化提供了广泛的政治与行政事物参与的可能性。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使公民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传播,公民利用互联网这一新兴载体实现了人们思想的延伸。但是“网络的任意性导致公共治理失序”、“网络的霸权性导致公共治理失范”、“网络非理性导致公共治理失真”[1]的情况下“网络发言人”制度设立就显得必要了。
第三,公民意识的觉醒是“网络发言人”制度设立的基石。古希腊由于没有设置公民与国家的藩篱,结果公民的意识就是国家的理念,公民和国家的身份意识基本上是重合的。公民通过自身亲自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体现了主人翁精神的高强度体验,参与和构建当时的共同体是他们共同的愿望,城邦生活就是个政治。公民剔除了参加城邦事务的代理人制度,亲身参与城邦事务,做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同一和重合。当时人们希望自己的生活的应然状态(公民参加共同体的价值愿望和公民属人的政治性质)和实存状态(公民作为城邦人的自然状态)相一致。公民通过自己亲身运作政治的方式体现自己主人的地位,从而实现“主人”和“主事”的双重纬度。通过政治辩论寻求理性答案,通过实践领域拾遗公共精神,由此不断塑造公民从事公共利益美德的政治文化。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强势展开,特别是洛克的“社会契约”、卢梭的“人民公意”演进,彻底打碎了政治统治一体化的构想,开辟了对政治权力的批判,侧重于公民意志的一体性和至上性,突出了公民的自由意识,权力的牵制和平衡等意识。当法国大革命人们以强有力的手段打碎封建社会的等级制时,其实他们要求以强有力的平等来取代不平等的制度,包括尊严的平等,人格的平等,机会的平等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平等体现了个体与政治的张力。通过平等这种公民脐带联系,使公民能够相互理解、相互沟通,进而能够使正义和友善在群体中进行蔓延,公民之间的真情和友情得以舒畅,相互的信任和忠诚增强了,共同体的归属感和命运感也得到凸显,公民能够以主体的精神治理社会和国家。今天,公民的意识崛起通过网络强有力地表现出来,网民对政府怀疑和批判、对政治权利的诉求、对国家权力的定位的意识等通过网络这一平台有效地表达公民的合理偏好和合法欲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