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范文澜和翦伯赞先生

　　一
　　
　　范文澜先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五老”中唯一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在我们的学生时代,把这个头衔看得十分崇高。另一位周扬也是同等地位,但他实际上负责中宣部,而范老即使在史学界,其实也没有真正出任过什幺领导或组织工作。
　　应当承认,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范老不是没有说过错话、做过错事。但人们可以对比一下,他在对异论讨伐的大趋势中,持的是温和的态度。人无完人,但范老确有他很大的好处。如今回忆起来,像他那样出入政界的人,仅从保持一种学者气质和风度而论,就极其不易。
　　当年宋史名家聂崇岐先生受批判,十分不得志,范老还是主动礼请聂先生到他那里工作。聂先生是北方人,为人爽直,从此就对范老有一种知遇之感。据笔者的一位师姐说,荣孟源先生几次谈学问,聂先生马上直言其错误,弄得荣孟源先生下不了台,后来再也不敢当着聂先生的面谈学问。聂先生为我们授过课,他的博闻强记,至今仍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应当说,范老如此厚待一位被批判者,还是反映了他有一种仁者之风。特别是在扭曲性地强调“阶级斗争”的大环境里,此种仁者之风是很不容易的。
　　大学最后一年时,范老曾应邀与我们座谈,这是我唯一一次近距离观察范老。一个同学递了张条子,由主持者念,大意是请范老谈一下,您怎幺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只见范老霎时竟脸红到了脖根,连声说:“不敢当,不敢当,我只是个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他的表情和言谈完全出自天性自然,绝无丝毫矫揉造作,这确实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个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怎幺还说自己是个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我从此对范老极有好感,也极为敬重,心想:“如果是翦老,只怕不会红脸,也不会说这种话。”
　　如今又在谈论国学,掀起一股国学热。范老的国学造诣很深,他特别对《文心雕龙》下工夫。现在乱捧的一些所谓国学大师,与他是不能相比的。
　　依范老的地位,是配备了几名助手的,但他的好处还是自己读史料,不完全靠别人提供。他所写的《中国通史简编》,最早限于延安时代的图书条件,自然错误百出,他本人也是承认的。但后来重写时,是十分认真和精心的。例如在写第三编时,尽管由别人提供史料,他本人还是遍读唐人诗文集。特别是第三编出版时,已值“文革”前史学批判高潮,在历史所里简直把它当成修正主义史学的靶子。但事实证明,第三编确有其特色、史识和价值。这里不妨摘引该编结尾的一段文字:“各种文化必然要取长补短,相互交流。娶妻必娶异姓,男女同姓,其生不繁,文化交流也是一样,所以文化交流愈广泛,发展也愈益充分。文化输出国不可自骄,文化输入国不必自卑。”在当时的环境中,无非是强调闭关锁国,拒绝外国利用文化交流,对中国实行所谓和平演变。范老能总结历史经验,直抒己见,言他人之所不敢言,已十分难能可贵。即使对纠正目前盲目自卑、固拒先进政治文明等倾向,也同样是有益的。《中国通史简编》肯定在当代史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其某些部分的史笔,完全可以与翦老的史笔并美。当然,这部书不用史料注释,给别人查对造成麻烦,也比较不易审核其使用史料的准确性。
　　记得在1984年,我们与台湾学者初次相聚时,我曾说:“内地近年虽然出了几部古代通史,但看来还是比不上范文澜那部。”对历史教学特别下工夫的张元先生也说,他认真阅读了内地几部通史,确实还是范文澜的那部最有水平、最有特色。《中国通史简编》只写到唐朝,随着史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如今看来,确是有点陈旧了。但迄今为止,只怕还是没有一部真正代表史学研究全新水平的、有特色、文字美的中国古代通史问世。事实上,且不说超过,就是要赶上翦、范二老的史笔之美,也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他们毕竟自小读古文,对古典语言的消化能力很强,这正是他们史笔之美的根基。
　　史学界大致自1961年开始的纠偏,主要是由范文澜、翦伯赞和吴晗三先生出面。范老一篇着名的短文就是《反对放空炮》。到1966年,对吴晗和翦伯赞先生的批判进入高潮,范老的情况似乎岌岌可危。历史所“史绍宾”写作组的成员已贴出大字报,说范老的“反对放空炮”,实际上就是“对无产阶级放毒炮”。但范老竟安然过关,在中共九大上与董必武一起成为元老,又升为中央委员,并得以善终。我无从知其内情,但毛泽东显然不打算对范老下手,而与吴晗和翦伯赞先生作了完全不同的处理,则是一个在表面上明显的事实。
　　
　　二
　　
　　翦伯赞先生是我上大学时的系主任。在院系调整时,北大历史系定了两名一级教授,就是他与向达先生,其他如张政烺、邓广铭、邵循正、齐思和、周一良等先生都是二级教授。现在看来,二级教授的水平绝不低于一级教授。一级与二级的差别其实还是从政治态度着眼。向达先生是民主教授,参加过反蒋,后来当了右派,又降为二级。
　　我清楚记得,当新生入学,师兄们对我介绍名教授时,说得最多的反而是张政烺先生,对翦伯赞先生也只是一语带过,说他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当时历史系一般称他翦老。
　　翦老只是在新生入学的见面会上,以系主任的身份,介绍众教授。后来就基本上不出面,那时他的党员身份没有公开,系里是党总支书记一把抓。大致自1961年开始,翦老才较多出头露面。与我们这些学生有几次谈话,反复强调读书。他说,他自己读《资治通鉴》还是在中学时代,自己不愿读,老师逼着读,规定必须在书上加标点断句,这就没法偷懒。陈伯达推崇《纲鉴易知录》,因当时陈伯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地位,翦老也强调读此书,说是历史系学生不读此书,就不能毕业。如今看来,《纲鉴易知录》一书太简单,作为史学入门书并不合适,历史系的学生如能读《史记》、《资治通鉴》等名着,是应当的。显然,翦老对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极左风潮,十分不满,而致力于纠偏。对我们强调读书,也是他实行纠偏的一个侧面。时隔五十年了,但他湖南口音的“读书”两字,总还是萦绕在我耳际,感到不能忘记当年系主任的谆谆教导。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内地史学人才最集中的应是三个单位,一是北大历史系,二是中国科学院历史所,三是中山大学历史系。其中北大历史系在各个领域都有代表人物,应是综合实力最强的。作为北大历史系主任的翦老,与历史所实际负责人尹达先生不和。早在延安时代,尹达先生也与范文澜先生失和。大跃进时括起的极左风,其代表人物至少尹达先生是有份的。20世纪60年代初,中宣部决定由黎澍先生取代尹达先生,主持《历史研究》,这对尹达先生确是个打击。大致自大饥荒时期开始,史学界出面致力于纠偏者,主要是范文澜、翦伯赞和吴晗三先生,而纠偏的对象事实上主要是尹达先生。
　　当时翦老的工作和发表文章,其主旨之一是反对“以论代史”,并认为不应把古代的伟人一概骂倒,提倡历史地对待古人。历史所方面第一次发起反击,则是林甘泉先生在1963年发表的《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当时我初到历史所,其实并不懂得此文的背景,只是听到当时的党员骨干张兆麟发言,对此文称赞备至,说是把一些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归纳在一起,加以透彻的论说,只有甘泉同志有此水平。林甘泉先生在历史所的大会上则说,此文不是尹达同志的授意,是他自己想写的。当然,历史所谁人不知,林甘泉先生算是尹达先生最得意的接班人。他最近在一部文集的序言中说:“不久‘文化革命’开始,提倡历史主义竟成为‘四人帮’迫害翦老的一个罪名,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在1963年,他没能预想到1966年的迫害,应是事实。但到1966年6月前,这当然是尹达先生最得志的时期,历史所组织“史绍宾”写作组,不断撰(本文来自：www.bdFqY.cOM 千 叶帆文 摘:忆范文澜和翦伯赞先生)文批判翦伯赞等先生,只怕是更重要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