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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校话语权:理论空间与现实图景

日期:2018-07-16 10:38:38 浏览次数:

  摘 要:具有公益性和寻利性的民办高校虽经多年淬炼,却依然受权力限度而话语阙如或式微,利益机会稀缺,且容易陷入发展的理性迷失和情绪的链式反应,故权利设定成为需求。话语权的异化与阙如成为民办高校发展不适的逻辑本质,话语权不仅是发展“手段”,也是发展“目的”。域外考察发现,话语“本土化”才是民办高校话语权的一种正常表达与接受的适应。同时,权利设定与价值复归应成为民办高校话语权现实图景的选择向度。
  关键词:民办高校;话语权;权利设定;价值复归
  中图分类号:G40-01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558(2016)05-0076-06
  权利和义务关系是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问题之一。作为准公共产品,民办高校表现较强的市场性和国际性之际,已成为与公立大学平等竞争的社会行动主体,具有强烈的公益性和经济性,能给国家带来较大的社会收益,满足国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话语权的扩张和保障成为应然和必然。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沉渣泛起,民办高校的困难状态遭遇到了社会的漠视,向左走?向右走?如同置身影相迷离的镜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逐渐完成,“有学上”和“上好学”的选择性格局已悄然形成,靠单一的公办高等教育是不可能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必须走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之路,然而民办教育是“重要组成”还是“多余论”的话语争执依然存在。民办高校虽经多年淬炼,却依然受时代限度“集体失声”,其话语地位与社会贡献严重不相适应。“话语”时代,赋予民办高校话语权是对我国高等教育保守、自限和政府、公办高校“霸道剩余”的合理回应,也是依法治教和依法治国中教育公平、秩序的良性互动。
  一、教育觉醒:民办高校话语权的逻辑起点
  话语权是教育新常态下民办高校存在和发展民办高校话语权:理论空间与现实图景
  杨晓培1,宋丽娟2
  (1.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361005,江西服装学院,江西 南昌 330201;2.江西服装学院,江西 南昌 330201)的方式。民办高校从“经济话语权”到“政治话语权”的缓慢爬坡,呈现出一种固化与自限的姿态,已严重影响其良性发展和市场竞争,甚至成为我国高等教育转型的“包袱”。民办高校话语权中聚焦了意义协商、权力博弈、利益争斗、控制调试、意识形态对抗及其相互关系,也标示出一个时期或一段时间内民办高等教育研究的兴奋点。在任何社会中,话语具有权力机制,话语规则决定了什幺样的说话和实践方式是合理的和正当的,而与之唱反调的话语实践则不是被拒绝,就是被边缘。民办高校话语权指具有潜在的现实影响力,参与、起草、制定些许规则,并能影响利益相关者方向的权力。保守自限且依附性强的民办高校话语权阙如或式微,与公权力形成了一种对立、失衡的格局和“此消彼长”的博弈关系。但是,通过相应的话语形式进行自我认同和利益表达,是社会个体或组织参与现代政治的必要环节。“话语不但意味着一种言说方式,而且意味着对言说者地位和权力的隐蔽性认同。”[1]作为准公共产品且带有所谓“原罪”——资本滚动发展模式的民办高校已成为与公办高校平等竞争的社会行动主体,承担着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以及教育责任,能够为国家带来较大的效益与社会价值。既然教育话语觉醒了,那幺这种话语就要求一定的表达权力[2]。
  二、话语权异化与阙如:民办高校发展不适的逻辑本质
  在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的过程中,内部系统出现分化,政府强势话语权的负面效应蔓延,社会偏见裹挟下政府的一些引导和规制政策失衡,政府部门通常会以统一的评估指标体系衡量所有公办和民办高校,社会公众也会习惯以精英高等教育的质量观看待已进入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质量,民办高校特色化、多样化的发展并没有被社会广泛认同。民办高校话语权有时代限度,面临失语失衡,被限缩并表现式微[3]。表现为经济利益贫困性、社会权利匮乏性、主流文化排斥性、承受能力脆弱性。这种分化、蔓延及失衡的趋势使得民办高校话语权的空间、内容及表达呈现出式微和不足,不仅政府治理成本较高,民办高校也因缺失话语表达而举步维艰,法律对双方的权利、义务内容属性规定失衡、缺位。故此,民办高校的权利表达与实现被边缘化,风险义务与责任也被强行摊在头上,利益机会稀缺,并因屈从强势方的支配力而承担了不应承担的义务或责任,被剥夺感明显,以至于意识表达纷乱,社会心理失落、无奈感强烈及承受力极低,进一步由“结构性紧张”引发“结构性怨恨”,一些民办高校因此爆发群体性事件或倒闭。
  (一)传统“体制”意识形态的社会存在
  人的认识既受制于社会存在,也受制于已有的社会信念。现实语境和公有意识形态及文化背景下,非政府投资办学的民办高校被早早贴上了“弱者”的标签。思想作为行为的先导,受“官尊民卑”传统心态影响,不少地方政府和民众依然认为民办教育是可有可无的补充,“多余论”依然甚嚣尘上,甚至把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对立起来看,不仅没有较好地解决“破”与“立”的问题,也使得民办高校戴镣铐跳舞,发展亦步亦趋,民办高校也为此支付了巨大的体制成本。
  (二)民办高校先天“原罪”模式与后天“异化”发展
  多数民办高校最初都是建立在少量资金投入或是“三无”基础上的,依靠学费,以学养学,聘用离退休教师,是逐步积累的滚动发展模式。办学的经济性和投机性并重,缺乏社会责任感。与国外私立大学多为慈善机构或教会捐款不同,现阶段我国民办高校多是企业家或实业家私人投资办学,并非无偿,需要一定合理回报,办学的营利性和投机性较强,经济特性明显。在专业设置上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灵活设置和动态调整专业,尤其会设置社会热门的、投入较少的、便于调整的应用性专业,并采用面授、函授、传统学历教育、文凭考试教育、自考助学教育、延伸教育等多种形式开展教学活动,培养模式低层次化。加之生源以应届高中毕业为主体,向两头延伸形成了包括高考落榜生、社会待业青年、职业中学毕业生在内的广泛的生源渠道,生源质量较差,办学低水平重复和

民办高校话语权:理论空间与现实图景

教育资源浪费,被认为损坏了教育的形象和“气质”(本质),偏离了教育目的。同时,教育教学与师资基础性差,流动性大。许多民办学校为节约成本,大量聘用兼职和退休教师,管理人员和教师满负荷教学运行。一些年轻教师只要有机会就会选择离开,有的宁愿到公办小学任教,也不愿意到民办高校当教师。教师流失严重,特别是骨干教师流失严重。民办高校成了公办学校“入门老师的接纳部”“初级教师的培训部”“骨干教师的输送部”。据不完全统计,江西民办高校的年流动率基本都在15%以上,其中骨干教师流失的比例更大[4]。一些民办高校好高骛远,办学定位脱离实际,求大、求全、攀高,方向有误自然会南辕北辙。在内部治理结构层面,举办者管理观念滞后,家族式管理与裙带关系根深蒂固。在招生、管理、教学等方面仍是不规范,办学过程中缺乏有效监督,教职工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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