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下令枪毙的第一个接收大员
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迅即开始大规模接收总价值超过四万亿元的日伪产业，接收大员四处出击为国民政府接收日伪财产，并趁机大肆营私舞弊，接收沦为“劫收”，导致民怨沸腾。
1946年6月，迫于舆论压力，国民政府成立“接收处理敌伪物资清查团”，分赴各地展开清理。以团长李嗣聪为首的冀察热绥区接收处理工作清查团在天津查获了“刘乃沂贪污案”。
刘乃沂以华北区海军专员办公处平津分处主任的身份，进驻天津负责接收海军敌伪产业。清查团屡次接到有关刘乃沂贪污舞弊的密告信，并查出刘乃沂确有贪污巨额敌产的嫌疑。
清查团将刘乃沂抓捕归案后，共计查获出刘乃沂贪污搜刮而来的公馆三处、汽车两辆、黄金两千余两、美金一万元、珍珠一万余粒等，还有洋灰、白糖、钢铁等物资。还查清了刘乃沂藏匿接收物资总价值在10亿元以上。
1947年1月12日，蒋介石作出 “刘乃沂处死刑”的批示。1月16日，刘乃沂押往北平天桥刑场枪决。国内各报纷纷报道刘乃沂的死讯，均称“为抗战胜利后枪决贪官开一新纪录”。(摘自《档案春秋》，周利成/文）
鲁迅和顶头上司打官司
在1925年8月，鲁迅状告他的顶头上司、教育总长章士钊，事由是章总长非法免去了自己在教育部的职务。
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发起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风潮，教育部下令停办女师大。鲁迅在女师大兼课，两次代学生草拟呈文进行合法斗争，并发表文章声援学生运动。
1925年8月12日，教育总长章士钊具文呈请临时执政段祺瑞，免去鲁迅在教育部的佥事一职。其呈文云：“兹有本部佥事周树人，兼任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教员，于本部下令停办该校以后，结合党徒，附合女生，倡设校务维持会，充任委员。似此违法抗令，殊属不合，应请明令免去本职，以示惩戒（并请补交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核议，以完法律手续）。”第二天执政段祺瑞明令照准，8月14日免职令发表。
根据当时有关法律法规，鲁迅所任的佥事一职，如果要惩戒，须由主管上级备文申述事由，经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核议审查后始得实行；章士钊想于事后再补办这一手续，实际已构成违法。鲁迅于8月22日向专管行政诉讼的平政院投了诉状：
查文官免职系属惩戒处分之一，依《文官惩戒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须先交付惩戒，始能依法执行；乃竟滥用职权，擅自处分，无故将树人免职，显违《文官惩戒条例》第一条及《文官保障法草案》第二条之规定。
1926年1月16日，新任教育总长易培基取消了对鲁迅的免职处分，派鲁迅暂署佥事。平政院于2月23日作出裁决，判定鲁迅诉胜。 3月31日教育部正式恢复了鲁迅的职务。（摘自《文汇报》，顾农/文）
五四运动以后的曹汝霖
五四运动前，曹汝霖是北洋政府权重一时的政客。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协约国将战败国
五四运动时，曹汝霖不过42岁。此后他没再任过要职，而是热衷于慈善活动。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处，施舍给车夫一套。
上世纪20年代，由曹汝霖发起，共有20多人出资，援建了中央医院，穷人看病一概不收费。曹汝霖担任院长等职，经费由他筹措，冬季用煤也由他供给。他不从医院拿任何薪水。
抗战爆发后，日军在筹组华北伪政权时，曾把曹汝霖看做理想人选，但他始终不为所动。后来，他被挂上“最高顾问”、“咨询委员”等空衔，但他从不到职视事，也未参与汉奸卖国活动。
曹汝霖没有沦为汉奸，而在火烧赵家楼事件中放了第一把火的北大学生梅思平，抗战期间却堕落为一个大汉奸，出任过汪伪政权的组织部长、内政部长等要职。抗战胜利后，梅思平被处决。（摘自《人民政协报》，刘仰东/文）
联合国请求中国
释放美国间谍
1952年11月29日，24岁的唐奈和27岁的费克图同两名飞行员驾驶一架隶属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C—47型间谍飞机，偷偷进入中国领空，于深夜到达中国吉林省安图县。飞机被我军击中后坠毁。唐奈和费克图跳伞后被我军生擒。
1954年1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处唐奈无期徒刑，费克图有期徒刑20年。
随后，法庭审判了美国空军第13航空队581空中补给通讯联队上校司令阿诺德、美军第91战略侦察中队少校作战官包莫等14人的间谍案。
中国公审两起美国间谍案，美国十分恼火。美国指令其驻日内瓦总领事戈温，约见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沈平，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并委托英国驻华代办杜威廉将美国的抗议照会转到我外交部。中国退回了美国的照会。
美国政府把间谍案告到了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连发3封电报给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表示愿来华斡旋。
1955年1月5日，哈马舍尔德抵达北京。双方针对美国间谍案、美国制造台海紧张局势、朝鲜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朝鲜战争刚结束，中美都不希望再次卷入战争。中国表示愿意跟美国人谈判，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中方释放了4名因从事间谍活动被捕获的美国飞行员。
7月30日，中国决定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前，宣布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间谍。（摘自《往事千年》，石丁/文）
毛泽东要求“买一部《孙子兵法》”
1936年10月22日，红军长征结束不久，毛泽东在《给叶剑英、刘鼎的信》中写道：“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
1961年3月23日，当毛泽东主席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人们才知道为什幺他在25年之前，急切地要叶剑英等人买《孙子兵法》。
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在遵义会议上，凯丰说：你那些东西，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三国演义》加《孙子兵法》。我就问他：你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幺？他答不出来。我说：你也没看过，你怎幺晓得我熟悉《孙子兵法》呢？那时打仗，形势那幺紧张，谁还管得什幺孙子兵法，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
毛泽东的本意是，“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同时，他更认为：“在外面的人，一面工作，一面要提倡看书报。”所以才有了毛泽东请叶剑英、刘鼎帮忙购买《孙子兵法》的逸事。（摘自《重庆日报》，易刚/文）
张爱玲告别大陆之谜
张爱玲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上海滩最红火的高产作家。她发迹在上海，事业在上海，上海解放后她却去了香港和美国。这是为什幺？
当时夏衍主持上海的文化工作，重新组织创办刊物，并约请张爱玲为《亦报》写稿。张爱玲以“梁京”为笔名，在《亦报》上连载了小说《十八春》，引起巨大轰动。
1950年七八月间，在夏衍的安排下，张爱玲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她感到尴尬和苦恼，因为她所看到的“贫穷落后”、“过火斗争”与当时要求的“写英雄”、“歌颂土改”相去甚远。她说：“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时代要求与自身状况之间的矛盾使她萌生去意。
张爱玲离开上海最直接的动因，是抗战时期的报纸上曾登过她去日本参加“第三届大东亚文学家大会”，她说：“我常常被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我所写的文章从未涉及政治，也没拿过任何津贴。”有人说她曾和汉奸胡兰成结婚，和“汉奸无二”，其实她早就和胡离了婚。这些议论使她感到人言可畏和来自政治方面的威胁。
夏衍赏识张爱玲的才华，让她参加了上海市第一届文代会。别人都穿着列宁装，只有她穿着旗袍，很不合群。她感到与新社会格格不入，但又不想改变自己，唯一的选择便是“离开”。１９５２年７月，32岁的张爱玲只身离开大陆去了香港。(摘自《文史精华》，于继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