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同院住过的一位服务员同志，前几年在北京考进了铁道学院，明年就要毕业了。这是一位好青年，大家都很喜欢他。一个星期天，他来看我，对我说：“陶妈妈，我过去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在旧社会里，我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别说读书，连吃饭都成问题。现在，你看，我不但有机会读书，而且还是一个大学生，明年就要毕业了，这真是在过去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接着，这位青年激动地对我说：“共产党是我的亲娘，我不能忘本，我一定要全力学好本领，把我的一切献给党，献给人民……”
这几句话似乎很普通，但在我这位老年人听来，却很高兴，很感动。他走后，我一个人坐着想了很久，脑子总是不能静下来。解放后，像这样的青年人我见过很多，他们在旧社会里都还是小孩子，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有的给地主家放牛，有的在资本家办的工厂或商店里做学徒，受尽了压迫和剥削，共产党来了，他们尝到了翻身的快乐，一个个进步都很快，有很多人进了普通中学，还有一些人进了工农速成中学或大学，离开学校后）都能很好的为人民服务，不愧为党培养出来的好儿女。我又想到，有时我到北海公园去散步，看到一群又一群蹦蹦跳跳的红领巾，看到许多有说有笑的生气勃勃的青年，我总有说不出来的高兴，我总想去摸摸那些孩子们的头，找那些青年人谈谈话。我羡慕这些孩子们和青年，我为他们高兴，同时也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们这些老年人的过去。
我的童年是在辛酸和眼泪中度过的。我是一个从小就失去了父母的孤儿，九岁的时候，就不得不跟着我的舅父一块过活。那是一间破破烂烂的房子，房子的隔壁就是公共厕所，我在那个又脏又臭的环境里过了四年。舅舅是一个穷人，没有办法养活我，我虽然只有九岁，也只好开始帮忙邻家做一些事情，来维持我的最低生活。我替邻家扫地，抹桌子，买东西，另外，还要送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孩子去上学，到放学时又去把他接回来，每天都是这样。有一次，当我照例送这个小孩去上学时，在路上忽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他是小孩，我也是小孩，他能读书，为什幺我不能读书，为什幺还要我送他去读书……想来想去，总想不出道理来。那时候，我很想读书，但是象我这样的穷孩字要上学是绝对办不到的，结果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把小孩送到学堂进而以后，我就在学堂外面的窗户下躲起来，偷听学生们读书。坐在窗户口的学生读一句，我就悄悄地念一句，学生读熟了一段，我也就记住了一段，至于书里讲的是什幺意思，我是完全不懂的，但我很高兴，心里想，我也在读书了。这样，日子久了，我可以背出很多句子来。有一天，正当我蹲在窗口下聚精会神地偷听读书的时候，却被一个学生发现了，他立刻告诉了胡子老先生，说：“有位小姑娘在外面学我们读书。”那位老先生截着一副大眼镜，腰间挂着一个烟荷包，走拢来和蔼地对我说：“你在外面听读书，记住了多少，进来背给我听。”虽然这位老先生很好，没有骂我。但是因为有些学生用手在脸上羞我，有的
到了十三岁的时候，舅舅送我去当学徒。我学的是刺绣，三年以后出了师，就和欧阳梅生结了婚。因为我想读书的心很切，因此，在结婚以前，就有一个愿望，想接触一个读过书的人，帮助我学习文化。这个愿望果然实现了，我的丈夫欧阳梅生同志是一个读书人，学问好，他在文化上是我的老师，在革命的道路上是我的引路人。他耐心地帮助我认字，写字，还教我读诗，我们的感情很好。但后来因为子女多，家务事情很琐碎，想读书又没有时间，因此文化上的提高还是很慢。欧阳梅生同志逝世后，我在1929年到了上海，住在地下党的秘密机关里，这时候，我已经是三十五岁的人了。我要求为党多做些工作，但自己的文化水平太低，理解力差，有些工作做不好，想写点什幺也不能动笔，思想上很苦闷。为了把党的工作做好，我下定决心学文化，作一个有文化知识的人。但那时的白色恐怖很厉害，连行动都不方便，没有紧要的事情，我不上街，怕暴露了自己，对革命不利，影响工作。我住的地方连纸都没有，更没有什幺书可读，只有两份报纸，是我学习文化的唯一工具。每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把报纸摊开，用毛笔在报纸周围的白纸上写字，把两张报纸的周围都写得满满的，遇到不认识的字，我就在第二天问别的同志。这样，既练习了写字，也学习了文化，这是我在没有办法中想到的一个办法，日子久了，倒也有不少的进步，为以后进一步学习文化打好了基础。
1939年秋天，组织上派我到四川壁山的第五儿童保育院工作，那里的教职员都是知识分子，文化程度都比我高，使我更加感到文化知识的可贵。我决定进一步学习文化，困难再大，我也要克服。古人不是说过吗，“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多少烈士为革命牺牲了，难道我不能克服学习文化的困难！这样一想，我的决心更大了，信心更强了，一有空闲时间就看书写字。白天工作忙，就尽量利用晚上的时间，常常睡到半夜里起来，一个人坐在清油灯下，戴上老光眼镜，练习写字，看苏联小说。那时我已经学会了查字典，不认识的字，先查字典，然后把它写在一个本子上，写了满满的一本，把这些生字都认会了，也能讲解了。那本字典，跟我一起有很多年，已经被我翻得又旧又破了，但我总舍不得丢掉它，我已经对它发生了感情。保育院的学生有时笑我，说这样破旧的字典还要它干什幺，我也笑着回答说，它是我的老师，是我共患难的朋友，这样的朋友是不能抛弃的，我要它永远陪着我。我在第五儿童保育院工作了五年，因为坚持了文化学习，又有一些进步，能够提笔写点东西了，也能胡讲几句旧诗了，虽然不好，但对于我这个从未进学堂门的人来说，心里是很高兴的。
第五儿童保育院，也常常引起我不少的回忆。保育院的房子，是一座叫作“宝光寺”的古庙，那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庙前是水田，庙后是高山，夜里常有老虎和豹子在附近来往，有时甚至会跑到宝光寺里来，怪吓人的。宝光寺里，住着五百多个小孩子，当时，在社会上一般人都把他们叫作“难童”，因为他们都是从日本侵略军的炮火下逃难出来的。这些孩子从小离开了老家，失去了亲爱的父母，生活都很苦。在我去以前，有成批的孩子生病和死亡，有的孩于告诉我，就在除夕的晚上，还堆着一些用旧木板拼凑起来的小棺材，等着好几个小孩子断气。这种事情实在太悲惨了。做父母的人，谁不希望在除夕的晚上和自己的儿女在一块儿团聚？如果他们知道自己的孩子在这一天会死去，那该是多幺痛苦啊！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当时给我们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想起来实在令人痛心。当时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人民的生活都很苦，儿童保育院的这些孩子也是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国民党的那些达官要人都一心为自己升官发财，哪里会关心这些流浪的儿童。孩子们还告诉我，在我去以前的前一任保育院院长，对孩子们的死活也并不怎幺关心，那位院长自己没有儿女，过年的时候，眼看着有一些孩子死去，但他却在保育院里贴了这样一副对联：“举目皆他人子弟，回头望自己儿孙”。听了这话，我非常生气。像这样的人，怎幺会把儿童保育院办好。孩子们经常吃不饱，早上喝点稀粥，每人只能分到十几颗蚕豆作菜。到了冬天，也没有布鞋穿，更谈不到棉鞋，有些孩子受不住，就想法用破布包些旧棉花捆在脚上，但仍然免不了把脚冻坏。女孩子们的头上生满了虱于，院长嫌麻烦，干脆把这些十多岁女孩子的头发都剃光了，个个弄得男不男六不女的怪样子。新任院长和我们这些人去了以后，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尽力使这些孩子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以后就再没有死一个孩子，但生活还是很苦的，我们虽然一心一意想使孩子们吃穿得更好一些，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时反动的国民党政府给保育院的经费很少，我们想不出更多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