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政治化的情感：政治传播中的情感话语

　　摘 要：情感是理解政治传播的一个重要视角。抒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传统，近代以来情感的政治化更为明显，情感既是政党或政府宣传与治理的技术和工具，也是民众进行社会抗争的资源和策略。情感的政治化过程，体现了如下逻辑：倾向于将社会问题情感化，个人情感集体化，其中隐含着“我们—他们”的二元对立色彩，情感被政治立场裹挟；情感政治化的表面是情感话语表达，背后则是意识形态运作。被政治化的情感，在进行政治动员、获取社会支持方面效能显着，但若利用过度，则会造成公众情感透支和社会治理的非理性化。
　　关键词：政治传播；情感话语；情感政治化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6）06-0084-06
　　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和中国内部社会空间的成长，政治传播逐渐成为国内学界研究的热点，但相关研究仍着眼于媒介在政治中的作用、政治传播的过程与模式、对外政治传播的战略等，对政治传播中(转自：wWw.bdFqy.com 千 叶帆 文摘:被政治化的情感：政治传播中的情感话语)话语的分析，也侧重于意识形态层面，较少涉及情感。实际上，情感是理解政治传播的一个重要视角[1]，近年来，许多研究开始关注情感话语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本文试图以历时性的维度，梳理政治传播领域有关情感话语的研究文献，通过归纳情感话语在不同时期政治传播中的表现和功能，来揭示情感政治化的逻辑与现实意义。
　　一、抒情传统与情感的政治化
　　中国文化是一种“情本体”文化[2]，抒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传统和特征[3]。某种意义上，“抒情”不仅是一种文类风格，更指向政教论述、知识方法、感官符号、生存情境的编码方式[4]。在传统中国，情感与政治的关联主要体现在儒家礼教体系及其实践上[5]，礼乐的作用，就是在人群中制造出有序而和谐的情感氛围，而仁政的实质，则是一套移情和同情的逻辑[6]。在现代中国，情感的政治化则与晚清以降的社会语境有关，内忧外患、国乱家破、社会动荡，国恨家仇交织在一起。“革命”、“启蒙”、“救国”话语不仅借助叙事组织起一个现代主体，他们同样以抒情为媒介参与现代主体的建构。而在“革命”、“启蒙”、“救国”的现代性语境中，注重“情的政治性”，建构“抒情的政治学”——即情感政治化，也成为当然[7]。
　　情感政治化最先在文化领域兴起，“五四”浪漫主义诗歌承载启蒙话语，开启个体解放和自我形象的塑造。1920年代之后，左翼的普罗诗歌兴起，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革命话语开始进入诗歌。最为关键的是，普罗诗歌在延续“五四”诗歌的抒情传统的同时，也完成了由“我”到“我们”，由个体解放抒情到群体解放抒情的转变[7]，情感真正意义上开始为政治服务。
　　二、作为宣传工具的情感
　　情感的政治意义此后受到政党重视，逐渐把情感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以上世纪20年代在广东发生的“沙基惨案”为例，这一“帝国主义”在广东土地上杀害广东人的暴行发生后，在广东群众中激发起普遍的“悲愤”情绪，国民党及时抓住机遇，对惨案进行了大量的“情感”宣传，通过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演讲大会、示威游行、庆典纪念等各种各样的集体仪式，将群众的愤怒转化为民族主义的“悲愤”以及发动和维持革命运动的持续性力量，从而“将帝国主义的罪恶和革命的神圣意义在鲜血中推向高潮”，为广东的革命动员提供了最初的“情感支点”[8]。这种民族主义“情感动员”机制，为国民党提供了一种依靠“运动”联系群众、扩大社会基础、打击帝国主义的斗争方法，在后来被一再使用。但“与此同时，社会性的群众组织没有得到发展，政府与群众之间日常性的联系机制也没有建立起来”[8]。
　　共产党进一步发挥了国民党的情感运作方法，同时也弥补了国民党在群众组织机制上的缺陷，创造出一套“联系群众”进行革命动员的情感话语技术。裴宜理的研究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战胜国民党，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其情感工作（Emotion Work）的有效实施。共产党情感工作的创造性就在于，一方面，它把情感激发建基于既存的大众抗议和政治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把情感工作细化到每个党员，并在具体环境中灵活运用，通过运用“诉苦”、“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风”和“思想改造”等一系列手段，把“不稳定的和流动的个体感情”融入到“群体政治的语境”中，并逐步“被系统化为有意识的政治和心理学的控制策略的一部分”[9][10]。如果说国民党的情感工作更多的是对社会情绪的被动迎合和利用，那幺共产党的情感工作则是主动利用群众运动挖掘和创造集体情绪。其中，以“诉苦”等情感动员技术最为典型，其微观机制是——“通过通俗而有力的政治口号，确立了诉苦光荣的舆论空间；通过集体开会和典型示范，削弱了农民诉苦的种种顾虑；通过苦主选择和会场布置，激发了农民的愤怒与仇恨；通过诉苦与分配、诉苦与算账相结合，打破了可能出现的僵局；通过追挖苦根和道德归罪，使农民苦难有了宣泄的对象”[11]。借助“诉苦”、“挖苦根”、“忆苦思甜”等仪式化的情感技术，把农民的个人苦难变成阶级苦难，使农民从“翻身”的“觉悟”中形成“建立在感激和敬畏双重基础之上的国家认同”[12]。
　　在针对底层民众的情感动员方法有效实施的同时，依托媒体和文学的情感话语技术从未停止。“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话语导向经验不断被推广并逐渐内化为革命动员的传统。伴随“诉苦”群众运动实践的，则是文艺领域和传媒载体上的情感动员。大跃进时期的文艺中，苦难回忆的穿插与组合成了一种重要的文本织构方法与感性叙述策略。通过“苦难大戏”与幸福生活的反差所营造的舆论氛围，把境遇相似的个体凝结成具有共同情感的阶级，在此过程中，群众的记忆以及他们与新国家、社会的关系得以重塑，最终实现全民性的情感认同与动员[13]。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可谓是以上两种情感政治类型结合的典型。大生产运动的实质是对民众进行引导规范的过程，而规训的运作，则是以情感的政治化为基础的。大生产中发起的旨在激发群众热情的劳动竞赛，充分利用乡村熟人社会的“面子”问题，通过评选“劳动英雄”或“模范单位”，以及“改造二流子”活动，给不同的人“贴标签”；而生产小报的公开表扬与批评，劳动间隙的文艺活动的歌颂与讽刺，解放区大报的公开倡议与通报，也在通过群体压力和好胜心理，在提高群众情绪的同时也改变了群众观念，劳动因此有了规训的色彩[14]。大生产运动确立了“劳动光荣”的观点，并把劳动等同于体力劳动，赋予体力劳动者绝对的地位。与此伴随的“整风运动”，则要求知识分子完成角色转换和认同，在情感和思想上接受劳动者，爱上劳动。“批评与自我批评”和“思想抢救”等情感操作过程，也即“按照充满高昂热情的、并且已成为全体成员特有财富的共同符号，重新编排自我”[15]的过程，“羞耻”与“光荣”的标准得以重塑，从而完成对知识分子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