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教育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反思

　　[摘要]民国文学教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民国文学教育研究在“重写文学史”的思潮中诞生，因“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而逐步走向深化。目前学界对民国文学教育的研究主要从“大学文化”“学科教育”“教育文化”与“教育体制”等四个方面来探讨民国文学与教育的关系问题。尽管民国文学教育研究在“实体内容”和“制度形式”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少学术成果，但是由于民国教育体制本身的复杂性和多质性，加之学科与学科之间存在的壁垒障碍，如何采用新的研究范式来处理民国文学教育研究的“中心”和“边界”问题、“文学”与“史学”问题，成为民国文学教育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文学教育；民国教育体制；中国现代文学；大学文化；民国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17）01001411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民国教育体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民国文学教育如何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与传播，这一问题自1980年代末提出以来，与之相关的探讨和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的关系研究最初从“大学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探讨中延伸而来，又因“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逐步走向深化，由此开启了一种“学术试验”，如今却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显学”。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的尝试，“民国文学教育”这一概念虽已被诸多学者接纳，但是关于它的学术定义、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的界定仍然处在“散漫无序”的状态。2012年，沈卫威最先使用了“民国文学教育”这一概念来探讨北京大学和“东南—中央大学”两所民国国立大学的文学教育和文学创作的差异。作者在文中采用了胡小石“文学教育，即文学之得列入大学分科”[1]之说来定义“民国文学教育”[2]。按沈卫威的定义，民国文学教育当特指“民国国立大学中的文学教育”，但是由于文学与教育的关系研究从一开始就在“现代性话语”的支配下走向泛化，大部分学者并未考虑研究对象的界定，也缺乏一定的综述意识和问题推进意识。民国文学教育研究虽处在自由探索阶段，但多少也显示出“无秩序”的倾向。为了更清晰地呈现“民国文学教育”研究的历史脉络，总结“民国文学教育”研究的得失，本文梳理了近20余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从“历史缘起”“现状考察”和“问题反思”三个方面对此项研究加以综合考察。
　　一、民国文学教育研究的历史缘起
　　就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学术路径来看，从教育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并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文学外部研究在1990年代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依学术史的脉络来看，它实际上是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大讨论的一种精神延续与书写实践。“重写”是文学研究中常见的一种循环机制，它始终面临着补充、修正与完善的任务，视野的拓展和范式的更新是它的常见形态，其目的在于完成文学史书写的“学术化”，用史学的视野来叙述文学的发生、发展及其流变，准确地将中国现代文学作为“现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侧面反映出来。众所周知，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因为种种因素没有形成广泛而持久的讨论，但是它的精神余波却一直影响着后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如果说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动机在于用“启蒙”的范式来修正建国以来不断强化的“革命”范式，那幺1990年代及新世纪以来的重写文学史，虽然延续了“重写”的精神，但是这种延续并没有拘泥于“范式”或“理论”的优劣，而是力争回到具体的历史现场中，从历史的材料中寻找事件发生的真实状态，由此应运而生的“民国文学”概念成为了近年来颇受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按照学者李怡的观点，“重写文学史”最终的归宿不是一种“简单的好奇与怀旧”，“而是一种理性的深度追问：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究竟如何更准确地反映中国历史的真实面貌。”[3]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出发，民国文学自然是重写文学史精神的一种延续，它更多地带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即将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还原到广阔的历史空间去考察，跳出文学内部研究的纯文学机制和理论机制“审美蹈空”的状态，力争以史学叙事和美学叙事的结合来打通文学与历史的联系，建立起一个相对科学完善的文学研究范式。或许正如陈思和所言，“重写文学史”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来说确实是一次学术的变革，它所引发的一系列文学史书写实践表明，文学史研究已经进入了“重写”的良性循环机制中，它从典型现象出发带来的是总揽全局的效果，跳出文学内部研究的局限，探讨文学与时代文化思潮、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的关系，将文学从“革命范式”的叙事伦理中解救出来，研究它的“自治”与“控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与民国教育的关系研究，正是在这一学术变革大背景下的一种积极的研究实践，然而要找寻它更具体的研究起点，还要回到1988年王瑶为北京大学90周年校庆而作的一篇文章上。这篇文章叫做《希望看到这样一本书》，它收录在1988年出版的《精神的魅力》一书中。
　　王瑶想要看到什幺书？为何选择在北大90周年的纪念会上提出来？为什幺说这次谈话引发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中的“教育热”？这里交集的一系列学术问题与时代问题是值得我们作细致分析的。1988年，王瑶基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政治疑虑”，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打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格局。他在《希望看到这样一本书》中写道：“由于我们今天仍然处在这个历史进程之中，因此要写出一本高质量的学术思想史或文化史还有很多困难，甚至象（像）黄宗羲《明儒学案》、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这类综观全局的书籍，一时也还难以出现；因此我想如果只选择一个适当的角度或审视点，来考察中国在学术文化方面的现代化进程，可能是既具体有徵（征）而又能体现发展轨迹的，在现阶段也比较容易着手。我是从一个关心这方面问题的读者的需要提出这个希望的，并且认真想了一下，觉得如果把北大作为考察的角度或审视点，是相当典型的，容易说明全局性的问题和历史进程。我设想这本书的名字可以叫做《从历届北大校长看中国现代思潮》，我觉得中国现在需要这样一本书，我自己也希望看到这样一本书。”[4]王瑶的愿望很快实现了，1988年，中国文化书院接受了王瑶的建议，编写出版了《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一书。或许在当时部分研究者看来，王瑶的这种观点有些“大题小做”，但是从后期的研究来看，这种“大题小做”中所包含的“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后来钱理群和陈平原关于教育与文学关系研究的文章中可以发现，王瑶当年的治学理念对二人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后来，陈平原在《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一文中将1988年出版的《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以及《精神的魅力》两本书作为影响“大学文化与文学”关系研究的重要书目来推介。而钱理群在《现当代文学与大学教育关系的历史考察》一文中将王瑶的“大题小做”表述为“通过某一审视点来总揽全局的‘典型现象’的研究方法”，并且他在王瑶的启发下，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这一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