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主要领导人之一，可是他却死得让人叹息心痛!那么他是怎么死的呢?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刘少奇怎么死的信息，供大家阅读!
刘少奇怎么死的;刘少奇之死真相
1969年初刘少奇患重病，由中南海特派的抢救组予以抢救。1969年5月17日，他被押送到河南开封市内北土街十号“监护”，有预感诀别的刘少奇向家人最后说道：“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他的病本非难症，只因治疗不及时，引起多种并发症。特别是中共高层通知—不宜透视、拍片、会诊，不久又将北京来的人员和药品全部撤回。刘少奇在被囚禁期间遭受到非人道的虐待，最终于同年11月12日凌晨六时病逝，享年71岁刘少奇逝世后，遗体就地秘密火化，“火化申请单”上填的姓名是刘少奇早年的曾用名“刘卫黄”，职业是“无业”，死因是“病死”。
刘少奇生平经历
青年时期
刘少奇生于湖南省宁乡县富庶的农民家庭。早年接受私塾教育，1912年，刘少奇进入芳储乡小学补习班。期间，在湖南新军从军的二哥刘云庭带回一本介绍辛亥革命的小册子，刘少奇读后很受启发，并剪去其辫子以示坚持革命。次年，其考入宁乡县第一高等小学(又称玉潭学校)，成绩优秀。毕业后先后报考长郡中学和一中，都被录取。1916年就读于宁乡驻省中学(现金海中学)，插入二年级二期五班。1920年，刘少奇经长沙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留俄预备班。1921年，经罗亦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
革命生涯
1922年，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国到上海，经陈独秀介绍，到湖南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处担任领导工作，数次领导铁路工人罢工，其中最著名的是同年9月与李立三等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也是此期间刘少奇与毛泽东相识。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刘少奇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在1925年至1926年间，刘少奇在湖北和上海又多次领导政治运动和罢工，成为当地中国共产党工人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次年4月，刘少奇与何葆贞结婚。
1925年12月，刘少奇在长沙被湖南省军阀赵恒惕的戒严司令部逮捕，当时恰逢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各界人士劝说和呼吁下，刘少奇于1926年初获释。1927年1月领导了武汉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5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刘少奇当选中共中央委员。刘少奇在长期工作中逐渐总结出一套“深入群众、长期隐藏、积蓄力量”的斗争方针，并对当时中共中央内部所谓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左”倾错误进行抵制，这与毛泽东当时的思想和斗争策略不谋而合。1929年夏，刘少奇调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在中东路事件中发动了反对国民政府和张学良、支持苏联的运动。同年8月22日，在奉天(今沈阳)纱厂门口，因煽动罢工嫌疑被捕，9月中旬经奉天高等法院判决，“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1930年夏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局委员;1931年冬回国，任党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1932年，刘少奇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1934年1月，中共第六届第五次会议上，刘少奇被选为第一届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同年10月参加长征，担任红八军团的领导工作，后由于作战失利，红八军团撤销编制，其改任红五军团领导工作。1935年，刘少奇参加遵义会议，会上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之一。同年10月，刘少奇和谢飞结婚，年底到达陕北。1936年，刘奔赴天津，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领导薄一波、姚依林、安子文、彭真等在山西、河北、天津、北京的进行抗日运动，并与国民党政界、军方、学生进行接洽。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少奇把北方局总部调往山西太原，并与晋系军阀阎锡山进行沟通。此外，其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的“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领导了开创中共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939年至1940年，刘少奇参与新四军在安徽、湖南、江苏一线部署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出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兼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与陈毅等人重建了新四军，扩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其中首先重建新四军军部，并增建华中党校，以提高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能力;并组织温和的苏北整风，确定新四军发展方向及任务。在刘少奇的组织协调下，新四军也由重建时的9万余人发展到13.5万人。
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著名演讲，对广大党员提出了党性锻炼的要求;1941年7月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作了《论党内斗争》的讲演，提出了开展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
皖南事变后，他任新四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和陈毅等一起改变了新四军的困难处境;1942年12月2日，刘少奇返回延安，次年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在1945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和性质、指导思想、中国革命的特点、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原则问题。其中对毛泽东思想作了中共历史上的第一次系统论述，将“毛泽东思想”明确写入党章，并提出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在中共七大选举的领导集体中，刘少奇名列中共五大书记(相当于政治局，依次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同年抗日战争结束，在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在延安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提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局势中采取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策略;同时，他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共产党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一改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把土地分给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
1947年3月，国军攻占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指挥国共内战，刘少奇和朱德转移到华北负责中共占领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工作。同年7月至9月，刘少奇在西柏坡主持全国土地会议，讨论土地改革政策，并颁布实施《中国土地法大纲》，没收地主富农土地，分配给贫农、中农。1949年6月至8月，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苏联。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建国初期
土地改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刘少奇出席开国大典。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由刘少奇负责的中央土地改革委员会，指导全国的土地改革工作。其颁布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其中保存富农经济、团结和保护中农、没收地主土地，并在原耕基础上用抽补调整方法来分配土地。其改革卓有成效，1952年，全国农业产值比1949年增长48.5%，比1951年增长15.3%;粮食总产量比1949年增长42.8%;棉花总产量比1949年增长193.4%;农民个人生活也有所改善。
1952年，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和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庆祝活动。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并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向大会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1956年9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主张中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下，应当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集中力量提高社会生产力。随后出席中共八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他在制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针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2月的国务院会议上针对经济计划提得过大，毛泽东一再告诫“不要泼冷水”，周恩来则说“用冷水洗洗”，刘也支持周说“现在有些人脑子太热了，提得太高了。”两种不同的思路开始显现。毛泽东对于周、刘等人提的“反冒进”十分不悦。刘有一次将人民日报的内容为反急躁情绪的社论稿修改后交毛批阅，毛直接批示不看了。后来还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随即就是57年八届三中全会反“反冒进”，周恩来做了自我检讨，而刘少奇自忖“我们比主席，总是差一大截”，从而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大跃进与三年困难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支持为自己的接班人。1953年12月，毛泽东提出由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自己退居“二线”。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并当选排名第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1957年底毛泽东访苏时向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通报，将由刘少奇接班任国家主席。1958年底，毛泽东不做下一届国家主席的提议得到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1959年召开第二届全国人大前夕，毛泽东在各种场合为刘少奇接班作小范围吹风。4月，刘少奇在全国人大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1955年，毛泽东掀起农业合作社并大社的高潮。到1958年初，在毛泽东的一力推动下中国开始了“大跃进”运动，刘少奇作为一线领导人积极参与了大跃进的决策和具体的推进工作。3月份成都会议第一次按毛的想法提出要“并大社”，开始了人民公社化的第一步。有回忆说4月底，刘少奇和周恩来等若干人一起开始“吹公社”、“吹乌托邦”，主张大办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大炼钢铁、搞供给制，并在工作中加以贯彻。而与此同时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已经宣告成立了。在6月份毛泽东批发“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之后，刘也紧跟精神宣称钢铁产量可以两三年赶英、七八年超美，并且和毛泽东一样，在实地考察农业生产的时候公开为浮夸行为加温。毛泽东曾经要求压缩一些过高指标，1958年底大跃进的弊病开始露出苗头之后，刘少奇承认“我的头脑也有些热，说过些过头话”，1959年春毛泽东进一步要求“纠左”、“压缩空气”。然而在庐山会议上“纠左”进程被扭转为“反右”。7月23日会议毛大批彭德怀说出了“五亿农民……要搞，你能说是资产阶级狂热性?大跃进是我提倡的，始作俑者是我” 后，刘却旁敲侧击地问左和右哪一个是当前主要倾向、钢产量目标1300万吨是不是右倾，甚至在反右斗争定性后本来想另起草一个反左倾的文件继续纠偏，但是经彭真劝说后决定不写了。
庐山会议后，刘少奇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为了取得进步的经验，即使犯错误也要从积极方面理解，另一方面刘少奇为了维护毛的权威，参与到以空前的高调呼吁对毛的个人崇拜的浪潮中来，这使得大跃进的错误一时难以纠正。1961年，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全面暴露，刘少奇经过在湖南家乡蹲点调查并在各地考察，思想发生了急遽的转变。他决定解散食堂、强调调查研究，开始纠正大跃进的错误。1962年1月，刘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扩大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做脱稿讲话。在会议上，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主席承担了中央的责任，邓小平、周恩来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做了自我批评。刘少奇组织批评大跃进等工作的经验教训，尖锐指出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但身为主持一线工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并没有对自己的工作进行检讨。随后刘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开始着手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并提议陈云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同年9月，出席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试图扭转把中央工作核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
三年恢复时期与四清运动
1964年，刘少奇又到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等地考察经济建设。经过到基层的视察，他和邓小平成立紧急委员会，提出“农业六十条”、“三自一包”，开始调整国民经济，将经济发展从浮夸的理想主义引向了实用主义。毛泽东很明显感到刘、邓执行了一条和自己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线，自己在党内的权威受到挑战。1964年底的全国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四清、五反问题进行批评，双方产生激烈矛盾，这使刘少奇、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关系开始破裂。同年年底，刘少奇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再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在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南海曾实行过高级干部自报口粮的制度，当时毛泽东和朱德均报每月13公斤，周恩来为每月12公斤，刘少奇为每月9公斤。刘是中南海所有干部中报数最少者。
毛泽东在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批判中共党内的“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这“三风”与刘少奇或多或少都有关系。刘少奇接受了毛泽东的反修防修理论，不但作了自我批评、严厉指责“三风”，还说“现在两个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教育，要准备资本主义复辟”。然而此时刘少奇并没有把“资本主义复辟”看成是现实危险，他当时所说的阶级斗争的对象仅仅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一类的社会性问题，这与毛泽东在对阶级斗争的严重性的认识上有明显距离。从1963年9月起，中共与苏共两党的论战全面展开，在国际“反修”、重点国内“防修”的大背景下，刘少奇开始把精力转移到正在全面铺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四清”、在城市“五反”)上来。刘少奇主持修订了《后十条》，由毛泽东批准与《前十条》一起下达到全体人民，“四清”运动全面展开了。随着运动的进行，刘少奇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认识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他在思想上接受了毛泽东“反修防修”的理论，认为“修正主义就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在共产党内部的反映”。
1963年11月，刘少奇让夫人王光美参加“四清”工作队，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指导“四清”，并将总结的的“桃园经验”作为“抓点带面”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蓝本。运动开始时，刘少奇对形势的判断和提出的政策都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然而随着运动的深入，过火现象不断出现，刘少奇与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在认识上和实践上的分歧逐渐暴露了出来。刘少奇认为“反修防修”的重点在基层，他主抓的四清运动以严厉打击“地、富、反、坏”分子和被认为变修的基层干部为斗争方向;而毛泽东认为修正主义的根源出自党内上层，说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在1964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公开化了。毛泽东提出，当时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敌我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把矛头指向基层;刘少奇则表示，运动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反对把一切矛盾都上升为敌我性质。在会议上毛泽东占了上风，“四清”运动按毛的意见重新部署，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对基层干部打击过宽的过火偏向。然而，毛的“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并为下一步发动更大规模的运动准备了理论前提。这时，毛泽东已经将刘少奇与“中央出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中共中央内部以刘少奇和毛泽东为代表的关于阶级斗争的两种方针，终于将不能再相容了。
刘少奇与文化大革命
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主要成员，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个职务和地位如此之高的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继而又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大帽子，最终被迫害致死。不仅如此，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也被诬陷为“刘少奇的代理人”，横遭株连者不计其数，由此酿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党内失势
1965年11月，围绕《海瑞罢官》的论争使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浮出水面。1966年5月，文革终于爆发，红卫兵运动使整个中国都陷于混乱。在文革初期，刘少奇在某些问题上和毛泽东的立场一致。1966年6月27日，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与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讨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几个同志的问题。“彭、罗、陆、杨他们的互相关系是不正常的……他们共同特点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都是搞地下活动的。”“彭、罗、陆、杨事件是有发生政变的可能的，这是激烈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领导机关的反映。”结尾他说道：“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延续下去，毛主席著作应该成为全国人民的教科书，成为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全体党员的行动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锐利武器。毛泽东思想能改变中国的面貌，也能改变世界的面貌。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战胜了一切反党分子，也能战胜国内一切反动派，也能战胜国外一切反动派。”
然而两者矛盾逐渐扩大。在处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具体问题中，双方矛盾此起彼伏。1966年6月，刘少奇和邓小平组织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禁止学生游行示威和张贴大字报，并将斗争矛头引向“黑五类”。毛泽东对此非常恼火：“共产主义者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并命令撤销工作组。在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毛泽东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目标直接指向刘少奇，同时其中共第二号人物的位置也被林彪接替，虽然仍然是政治局，但是排位下降，同时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也从此不再被提及。10月1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遭到了陈伯达、林彪等人的批评。随后大字报、党报陆续开始了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评。
问题升级
1966年12月，刘少奇问题终于向社会公开，江青公开宣称“刘少奇是党内的赫鲁晓夫”。北京出现了“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同时，中央成立的“王光美专案组”负责对刘少奇，王光美的调查。此专案组直到1968年4月才公开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名义活动。组长为周恩来。
1967年1月，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刘少奇。之后几天内，刘少奇办公室的电话线被拆除。刘少奇失去了人身自由。
1967年，刘少奇开始被软禁在北京家中。7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7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组织批斗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大会。同年中共理论刊物《红旗》第五期发表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将矛头指向刘少奇：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我辩解说他是“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难道竟有这样疯狂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老革命”?难道竟有这样猖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老革命”?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叛徒内奸工贼”和开除党籍
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和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一些中央委员被剥夺出席会议的权利。一些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持续遭到诬陷性批斗。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的人，达总数的71%。10月18日，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周恩来、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提出《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包括刘少奇在1925年、1927年、1929年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反革命罪行的调查结果。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该报告，认为他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通过决议：“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并且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继续深入展开革命大批斗，肃清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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