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朱熹的教育思想以其“理一分殊”和“人性同异”的哲学思想作为基础。在此基础上，首先，他强调教育者和学习者在双向互动的基础上实现学习者的成长成才；其次，朱熹提出“知行相须”作为“读书”的基本原则，强调知识学习为个人德性修养服务；最后，朱熹提出“格物穷理”的教育理念，强调全面学习对个体价值实现的重要性，这一点对当代大学通识教育理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理一分殊 人性同异 知行相须 格物穷理
朱熹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非常注重教育事业，在他有限的从政经历中，随政兴学，恢复、重建了数座书院，并亲自拟定学规，开堂授课。他影响最大的着作《四书章句集注》，实际上就是为了方便学者阅读“四书”而精心撰着的一部教科书。在今天，我们总结朱熹的教育思想，并试图探索他的教育思想对今天的大学教育有什幺启示意义，这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创造性转化，既有利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传播，也可以使我们的教育事业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并延伸出适应新时代的理念与方法。
从理气分殊到人性同异：朱熹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
在朱熹的理学哲学思想中，“理气”是用来论述世界存在的基本范畴。在朱熹看来，“理”代表了世界的根源性、规范性，“气”则代表了现实存在，二者的关系被归结为“不离不杂”。在此基础上，朱熹进一步提出“理一分殊”的思想解释万物的具体差异性。朱熹指出：“万物统体一太极，物物各具一太极。”在这里，“太极”也就是“理”，从逻辑上看万物之理皆是一致的，“太极”表现在每个个体身上是一样圆满无缺的，所以朱熹称之为“理同而气异”[1]；但是在具体形成个体的过程中，由于“气”对具体存在的塑造，每个个体表现出的“理”却有不同，朱熹把这个层面解释为“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2]。
朱熹把他关于理气的思想落实到人性论中，就形成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学说。在朱熹看来，除了圣人是纯善的“天命之性”，具体的人性则只有“气质之性”。所以，在“天理”安置到每个个体的过程中，由于气禀的不同，便会显示出差异。就人与物而言，物是闭塞而不可通的，二者最大的区别就是人能“推”，物不能“推”[3]。这里所谓“推”实际上就是理性能力，即人能认识到自身的局限，并且可以通过这种“推”的能力超越这种局限。于人而言，虽然气禀导致的个体差异可能非常大，但并非不可以改变。朱熹指出：“势极重者不可反，亦在乎识之深浅与其用力之多寡耳。”[4]这也就是说，不仅每个人都有成“圣”（即人格完善）的可能性，而且即使天资不佳者也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实现人格完善。进一步而言，结合理气“不离不杂”的关系来看，“人性”在朱熹思想中也是社会层面的人与自然层面的人的统一，甚至可以说朱熹所谓“人性”的主要内涵是社会层面的“人伦”。也正是因此，朱熹对于教育的目标就不仅在于知识的获得，更重要的是德性的培壅。
朱熹关于“理一分殊”和“人性”学说的思考对当代大学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从教师和学生双方的互动和共同努力中实现学生的成长成才
知行相须：学习的方法与原则
朱熹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他提出的一系列具体的学习方法，这主要表现在他关于如何“读书”的论述和对于学习（知）与实践（行）关系的思考上。
朱熹关于读书方法的讨论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丰富的一人。但是，我们需要区分朱熹的具体说法中“书”的不同意指。就狭义的“书”而言，主要指儒家的经典“四书”。朱熹强调要以儒家“四书”中体现的义理为指导来读书。就广义的“书”而言，除了以“四书”义理为指导来读书以外，还需要有一定的次序和方法。具体而言，比如朱熹谈到对《春秋》的阅读，一方面在具体阅读中，应该先易后难，对于难于考订的礼文制度不要花费过多工夫，而应该就其中的实事去理会大道人伦。其次，在阅读中应该有一个“头绪”，即“准折之以先王之道”，其实这不过是圣人之意的另一种说法，也就是说要看出《春秋》文本的大旨所在。朱熹这种读书的方法对于现代大学教育的启示在于：一方面，读书的目的之一在于文化的传承，因为所读之书应该以经典学习为主要内容；另一方面，之所以要阅读经典，不仅仅因为经典所具有的文化传统地位，更是因为经典中承载的对于个人人格养成的道理。在朱熹看来，单纯地为了求知而读书，不过是“口耳之学”，并不能对个体修养产生实质的影响。
朱熹认为读书的目的应该在于个体修养的真实成就，也充分表现在他关于知行问题的论述上。朱熹所谓的“知”，主要是指德性修养的知识，同时也兼有现代所谓自然科学的知识；他所谓的“行”则主要是指道德践行。他曾这样区分知与行的关系：“论先后，则知为先；论轻重，则行为重。”[5]具体而言，必须通过对经典的学习改造我们先天具有的行为模式，使之适应于人类社会存在所必须具有的社会规范，所以学习、读书对于个体修养具有必要性。朱熹和陆九渊所谓“鹅湖之会”的辩论，归结到底就在于讨论修养而成就人格的过程中，“读书”是不是必要的。朱熹一生坚持的观点就是必须把“道问学”的读书过程作为“尊德性”的修养目标的基础。另一方面，朱熹也指出，虽然经典学习具有必要性，但是如果所学不能体现在道德践行的具体过程中，这样的“知”也不是“真知”。他的这种教育理念集中体现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一文中。朱熹重建白鹿书院并不是为了培养科举考试的人才，更重要的是以儒家经典和义理的传播为目的。在书院重建之后，朱熹亲自写作此文作为学习的规范。在此文中，他首先提出“明伦”作为学的根本追求；其次是“穷理”，也就是具体的学习方法；然后是“修身”“处事”“接人”，也就是修身实践。朱子不仅规定了白鹿洞书院的教育方向，实际上还全面地阐述了他所理解的教育宗旨、教育方针。也就是说，教育和学习的目的在于“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6]。这一思想与《大学》提出的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齐家治国，是完全一致的。这种由个体修养（修己）通向为社会树立规范（治人）的结构从孔子便确立了。孔子以来的儒家都认为，若要达到修己治人的目标，就必须通过教育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