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语与媒体的责任

　　[提要] 话语权是指说话的权利、影响力和感召力。当今世界，西方话语霸权的地位已经动摇，中国的成功故事令世界瞩目。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西方话语和中国话语的发展历程和现状，指出媒体要具有责任意识，敢于担当，要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道理，要用强大的思想舆论，努力做好向上、向善、向和的方向性引导工作。
　　[关键词] 话语权；中国话语；媒体责任
　　[作者简介] 詹得雄：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什幺叫话语权？它不仅仅是指说话的权力，更是指说话的影响力、感召力。法国哲学家福柯（1926—1984）说过：“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近两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一度蓬勃发展，与之相应的话语权也相当强势。可以说，我们现在的所思所想、行为举止、言论文章都不知不觉地受西方影响，常常以西方为标准评判是非。而对于自己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对于我们自己行之有效的东西，往往轻蔑地否定。所以，要谈话语权，不能只从如何把话说好谈起，而应该从有没有说话的资格和权力谈起。
　　一 站起来才有说话的资格
　　清末民初，中国遇到了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一直在世界上领先的中华帝国，被不知从哪里来的“蛮夷”打败了。四书五经敌不过坚船利炮。吾皇万岁竟然遇到了不肯下跪的人。这是石破天惊、天翻地覆的冲击。在高傲和轻蔑被洋枪洋炮吓醒之后，中国被卷进了世界的洪流之中，一时惶惶不知所措。于是便出现了两种极端主张：一种是主张保皇守古，另一种是全盘西化。当时有一批知识精英恨不得把中国的一切都砸烂丢弃，把西方的一切，从制度到思想统统照搬过来，让老迈的中国变成不列颠或美利坚。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也不能苛责这些爱国精英。他们激愤有余，务实不足，迷信西方的一切，是有原因的。那时的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确实是引领潮流的，“自由、平等、博爱”不好吗？不要皇帝的民主制不好吗？它们那幺强大，如果把它们的一套移植过来，中国岂不也一样能强大起来？这是中国人思想解放必然会经过的一个阶段。
　　让中国人清醒过来的不是美丽的话语，而是严酷的事实。西方那幺好，唱着民主和博爱，为什幺总要欺侮中国呢？一赔款就是几万万两，这不是敲骨吸髓吗？他们把印度变成了殖民地，从那里运鸦片来毒害中国人的体魄和精神，这平等和博爱又从何谈起？要说文词口才，中国古有苏秦张仪，后有汉赋唐诗宋词以及唐宋八大家。可是，以李鸿章的才学，在甲午惨败后同日本人交涉，话语又有何用？
　　使中国人清醒过来的还有西方国内的现实。梁启超和孙中山等都在西方实地看过，才知道原来那里远不如西方声称的那幺好。工人的贫困和阶级斗争的激烈使他们醒悟到：将来中国独立和实现共和后，要避免走西方的老路。但是，他们不知道究竟怎幺做才好，在苦闷中探索而看不到出路，是他们共同的命运。
　　真正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并在精神上振奋起来的是毛泽东及其战友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这个历史功绩是任何污蔑、歪曲、诽谤都抹杀不了的。毛主席1949年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从此在世界上有了说话的资格和底气。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摘掉了“东亚病夫”和“一盘散沙”两顶帽子后，中国人才充满了自信和自豪。历史证明，只有站立起来才能说得理直气壮！话语权需要底气和正气。我们的话语权实在来之不易，应当珍惜。
　　二 对西方要听其言观其行
　　我认为中国人第二次的虚胆怯、不大自信，是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的那个时候。我们刚从一场错误和灾难中走出来，不少人怀疑、失望、彷徨，不知如何是好。“信仰危机”是大家当时谈论的话题。但这时又是思想最活跃的时候。改革开放打开了大门，西方的物质和精神如潮水般涌入，开阔了国人眼界，却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病急乱投医。各种西方理论曾一度被认为是救世良方，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似乎也比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更有用。
　　可以说，这是西方话语权又一度要称霸中国的时候，全盘西化的主张再度活跃起来。有人吼叫：“我每次出国回来，都恨不得踢中国三脚！”特别在民主问题上，他们恨不得中国的制度一夜之间就变成美国。他们或许不知道，这正是美国对中国改革开放所持的根本态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前人从没有做过的开创性的工作，不可能不犯错误。世界上谁不犯错误呢？关键是犯了错误怎幺办？改革开放就是要调整政策继续往前走。中国改革开放，是要独立自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要自己当家作主实现现代化。今天大家都已看到，中国共产党又一次领导人民从困境走向辉煌。但美国心目中的中国改革开放，是要在发展经济的进程中把中国“汇入世界主流”。他们是主流，而中国是旁门左道，这就是西方的话语霸权。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本文来自：Www.bdfqY.cOm 千 叶帆文 摘:中国话语与媒体的责任)斯在被称为“和平演变”的纲领性演说中说：“只要把脑子搞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过的价值观。用什幺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他们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为此，西方的价值观被包装成“普世价值观”，当我们读到“自由、平等、博爱”时，往往被它们的抽象语义所迷惑，却不去追问西方国家是否真正实行了？西方启蒙运动时提出的口号，当时确有进步意义，但必须看到其时代局限性和地域适应性。口号是正义的，行动却未必。如果我们仰视它们，崇拜它们，我们实际上就成了它们的“精神奴隶”。
　　话语有特殊的力量。福柯曾说：“话语是一种如此复杂的现实，我们不仅能够，而且应当从不同层面用不同的方法接近它。”他以“现代化”为例：当人们说“现代化是全球性的进步运动”时，人们很可能就遮蔽了落后民族的抗争史和屈辱史，遮蔽了多样性文明以及生活方式被驱逐的悲痛事实。福柯实际上是要我们从话语后面去看看实际发生的事情，不要一看到美国宪法说“人人生来平等”，就盲目相信美国是一个多幺讲平等的国家。美国平等不平等，应该去问印第安人，问黑人，问拉美裔人等，还要问问“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参与者，那些相对于1%的99%的人，也应该去问问被金融危机抢走了一生积蓄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