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贵州书院的儒学教育及其影响

　　摘要：明清时期，贵州书院发展十分繁荣。明清贵州书院从设置到日常运行，都呈现出强烈的儒学色彩。书院从最初的选址便极具儒学文化特征，将儒家的修身正心与明山秀水有机融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书院的主体建筑和园林风景均体现出浓郁的儒学色彩，显示了明清书院文化的丰富儒学内涵。书院的日常教育多以儒家经学为主导，对书院山长、讲席和生徒的选择也呈现出强烈的儒学标准，而书院更是将儒学教育细化到师生日常的行为规范之中。明清贵州书院的儒学教育效果十分显着，对提升贵州文化发展品格和人才培养产生了巨大促进作用。
　　关键词：明清；贵州；书院；儒学
　　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17）03-0115-07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7.03.026
　　一、明清贵州书院环境蕴含的儒学内涵
　　作为儒学传播的重要场所，明清时期，贵州书院的内外环境处处彰显着强烈的儒学文化色彩，给书院的儒学教育营造出一种浓郁的文化氛围，从目之所及、手之所触处时时刻刻给书院士子以儒学熏陶。明清时期贵州书院环境所呈现的儒学文化内涵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书院建设选址的儒学意蕴
　　古代书院建设，在选址方面是十分讲究的。朱熹《衡州石鼓书院记》说：
　　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易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1]407
　　“择胜地”而建书院，这不仅是石鼓、岳麓、白鹿洞书院的基本特征，也成为中国古代书院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建书院为何要择“胜地”？这与书院的功能有关。书院主要属于民间性质的教育机构，与官学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功能有所不同。朱熹《衡州石鼓书院记》指出：
　　抑今郡县之学官，置博士弟子员，皆未尝考其德行道义之素，其所授受，又皆世俗之书，进取之业，使人见利而不见义。士之有志于为己者，盖羞言之。是以常欲别求燕闲清旷之地，以共讲其所闻。[1]407
　　官学只讲功利不讲德行，一味追求科举功名，教育极度的世俗化。而书院则注重个人道德品行的修为，以修身为主要目的，读的是圣贤书，追求的是高雅的教育境界（后世书院发展亦重科举功名，与官学无异）。显然，书院的选址要求与其修身目标是相吻合的。故黄清宪《登瀛书院记》说：
　　先儒或择胜地建精舍以讲授生徒，其时为政者辄就而褒表之，号曰书院。书院，固讲学之所也，学者可正心修身也。齐家、治国、平天下，必本于修身。[2]
　　修身正心正是儒学的重要思想。《礼记·大学》亦云：“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3]1673为达到这一目标，书院首先在选址上就得远离尘世世俗环境的干扰，必须选择“胜地”而建。何谓“胜地”？按朱熹所言，即“燕闲清旷之地”，具体的地理位置特征如石鼓书院“据烝湘之会，江流环带，最为一郡佳处”。实际上就是山水最美风景最秀丽的地方。古人修身(本文来自：WwW.BdfqY.Com 千叶帆文摘:明清时期贵州书院的儒学教育及其影响)正心，十分注重地理环境的作用。自然环境的明秀清丽，有助于人的身心纯净高洁，有助于个人品格的提升。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一直是儒家所十分强调的。《论语·雍也》载孔子曰：“智者乐山，仁者乐水。”《论语集解义疏》曰：“智者乐运其智化物，如流水之不息，故乐水也；仁者恻隐之义，山者不动之物也，仁人之性愿四方安静，如山之不动，故云乐山也。”[4]君子比德，儒家将仁、智这二种最重要的人之品德与山、水之德相比拟，不仅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且将修身、正心与自然山水紧密联系在一起，开启了于山水间修身养性的模式。
　　明清时期贵州的书院建设就充分体现了儒家的这种人与自然合一的修身养性思想。例如，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八载程番府中峰书院：
　　在府城内北，弘治间知府汪藻建，本人诗：“北来山趾固，郡后突三峰。中有层峦起，分明秀气锺。青影随皂盖，白屋遶苍松。无限烟云色，其如归兴浓。”[5]
　　知府汪藻建中峰书院，其诗歌描绘了书院周围的胜景：峰峦叠嶂、青帐如盖，书院掩映在苍松翠柏间，云雾缭绕，胜似人间仙境。在这样的环境中读书修身，恰似寻找到了人生的精神归宿。类似的：
　　道光《大定府志》载陈汝梅《新建狮山书院碑记》：
　　水西旧有义学无书院。义学仅令小子就学，而成材者不与焉。邑尚书李恭勤始谋诸当事，捐课田、设膏火、搆堂于文峰山下。惜其地卑远，课读维艰，肄业者数年来指不多屈，人杰地灵盖难言之矣。州署后狮山详载邑志，当州协署之西，蜿蜒而下，屹然中止，群山环立，气象万千。青鸟家谓撷全州之秀，其后必有伟人者出。[6]326
　　光绪《平越直隶州志》载程荣寿《重建墨香书院记》：
　　其旧址正东向，列峰当前，嫌其障蔽，复与诸绅临视其地，稍折而南至苍坡，凭高四顾，则左右峰峦，重重分列，势皆合抱，如舒翼，后面远山周遭如设座，而前面远近山水如屏如案，山则九十九峰，名曰万笏朝天。水则三江汇合，中有石笋屹立，名曰中流砥柱。墨池文笔布设天然，其大势则左黎峨右犀水，以及月山叠翠，石壁书声诸名迹皆归一览，州城形势实会于此。移书院以当之，直据全州之胜。[7]
　　以上两例均为书院重建。狮山书院、墨香书院二者在重建时均改换了地址。狮山书院原来建在文峰山下，但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故改建至州署后狮山下。新址群山环立、气象万千，新建的狮山书院因为占据“风水宝地”而被一些堪舆家寄予振兴文教的厚望。同样，墨香书院背山面水“据全州之胜”，正符合朱熹所说的“择胜地”，成为理想的书院位置。从陈汝梅《新建狮山书院碑记》和程荣寿《重建墨香书院记》不难看出，当时士人以书院能占据“胜地”而极度自豪，字里行间渗透出儒者们获得一理想读书修身场所的无比兴奋。
　　其二，书院主体建筑的儒学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