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腐败无孔不入，还是“当官”的权力其大无边？“学历缩水”为哪般？
七八十年代在清华大学苦读８年的吕先生，最近从基层调至机关工作，原本响当当的硕士学历到这里却大大“贬值”，周围的同事均被冠以李博士、周博士、黄博士、白博士的称谓，令这个“老硕士”颇感落伍——如今已经到了博士撮堆的年代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熟悉，吕硕士发现，李博士论文题目还在娘肚子里孕育着；周博士虽说有了四五年的博士称谓，可一直忙于工作，哪有时间坐下来读书、写论文，所以也不能毕业；白博士据说已经取得了英国某大学的博士入学资格，可如今，进入政府机关工作的机会怎能错过？打道回府时，特意戴上博士入学资格的桂冠；黄博士更酷了，据知情人说，是花钱弄个头衔。好在没有深究，大家都风风光光。
吕先生说，以前只听说有人为了就业弄虚作假，弄张大专、大本毕业证。现在可好了，博士也得打假了。可这能怪谁？如今，小学教师招聘都要求研究生学历，宾馆卫生间服务员也得来个高中毕业或大专文凭，只有这样方能显示招用单位的实力。看来，自己也要“弄”一张博士文凭了，不然怎幺在这个机关里“混”下去啊！
近年来社会上红火的各种ＭＢＡ班、研究生班被公认为是“成才”的捷径。花几万十几万元“充电”深造，本无可厚非，但对一些人来说，花多少钱，学什幺都不重(本文来自：WwW.BdfqY.Com 千叶帆文摘:在职“读研”背后的腐败)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学。上学得文凭、扩大社交范围、获取资源，已经成了聪明的官员们的共识。
林先生是某县副县长，在职博士，上学时就托人疏通关系，如今该写论文了，得找个“枪手”来完成。最近听说已经“搞定”，人选还满意，价钱也谈妥了。张先生是广州市某局的处长，他是凭自己努力考上了研究生，每天的工作夜以继日，紧张忙碌，学问、论文真是没有时间考虑。他的导师感叹，如今人心浮躁，学生的心思都不在学习上，也不想学什幺，混到毕业，要张文凭罢了。
“权学交易”谁之过？
《中国青年报》曾登载一位读者来信，这位读者写道：我是北京某单位的一名普通干部。去年，我下决心用业余时间攻读硕士学位，我翻了很多广告，最后选了一个自认为很可靠的北京某名牌大学（据说是和某人事主管部门联办）的研究生课程班，学制为１年半，共１１门课程，学费１万余元，毕业后发给与研究生同等学历的证书，而且在北京地区被认可。但是上了半年多的课，我们班中的多数学员都感到教学质量很成问题：首先是教材太老，多数都是七八年前的；再就是１００多人的大课堂，老师讲课的随意性很大，本来一门课的面授课时应在２５小时左右，老师一随意，就在规定的课时内讲不完课程；还有就是老师责任心不够，上课你来去随便，爱睡觉就睡觉，我把课时讲完，就没有我的事了，反正考试是开卷，到时你抄就行了。学校的原则是只要把学费收齐，到时保证你拿到文凭。我们班的学员基本都是在职公费生，有一部分还是外地生，他们自然不能来听课，可到时还是可以拿到文凭。再就是我们班已经上了半年多的课，却突然来了几十名新学员，他们以前的课也没听，可学习进度却和我们一样，据说毕业拿文凭的时间也将和我们一样。这样一来学校就明显摆出一副你交钱、我给你文凭的面孔，这与外面卖文凭的有什幺本质区别？
南京大学的张福炎教授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权学交易”。他在江苏省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一个专题座谈会上谈到，现在官员攻读学位似乎成为一种风气，有些有一定级别的中青年干部为了仕途发展，利用手中权力想方设法到高校混个硕士、博士文凭。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没有经过正常的考核、考试，录取以后也基本不来上课，有的叫秘书代为听课，就连博士毕业论文都是别人“操刀”的。张福炎质问：许多硕士、博士专业就是正常考上的学生读起来都相当吃力，这些官员“学生”能有多少精力放在学习、研究上面？这样毕业出来的“博士”甚至“博士后”将来只怕要闹国际笑话。
着名物理学家闵乃本也对权学交易予以谴责。他说，一些导师为了拿到科研项目和经费，或者为了某种“关系”、好处，没有进行严格的考核、考试，对部分不具备条件的官员“攻硕”、“攻博”大开绿灯，并提供种种便利让其顺利拿到学位。闵乃本认为，“权学交易”教育界应该承担相当的责任。
南开大学的梁正博士认为，这种现象之所以存在，是干部选拔和任用标准的变化所造成的。在干部“知识化、年轻化”的要求下，许多单位或地方都出台了所谓的“学历线”——科级岗位要求本科学历，处级岗位要求硕士学历，局级岗位要求博士学历。一些年轻干部为满足“达标”和“升迁”的要求，只好去追求高学历。
《人民日报》的载文说，这种现象一定程度上是个别地方的用人制度造成的。少数地方的组织人事部门，惟文凭是用，造成一些心术不正的人挖空心思假“读研”，最后获取一张真文凭。干部热衷读研不能说是坏事，至少表明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因为工作的需要，单位选派一些同志读研，也是完全应该的，今后还要坚持这样做。但有些投机取巧者放下该干的事不干，让国家花钱，为自己升官铺路，与我们提倡的干部在职教育，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工人日报》说：单纯把醉心“权学交易”的板子打在“官员学子”身上，似乎有些冤枉他们。如果不根除制度上的弊端，就不可能刹住这股“权学交易”的邪风。
“国学大师”无学位
有一则流传甚广的笑话：“文革”时有一个卫生部长，识字不多。有一次会见外国人，外国人给咱们溜须，说中国的医学历史悠久，外国人特崇拜中国的李时珍大夫。这位卫生部长忙问下属：李时珍来了没有？可以让他见见外宾嘛！外国人大愕。《中国青年报》说，如今的“权学交易”，没准还能造出这种官员来，这是选官时过分强调文凭造成的结果。文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水平，但是并不绝对代表水平。如果搞成了绝对化，必定出假。
国学大师陈寅恪是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２０世纪中国顶尖学者之一，被学界誉为“教授的教授”。他曾留学日、德、法、瑞、美等国，通晓十几种语言，其着述被同行奉为上上之作、必读之书。就连大名鼎鼎的梁启超也对陈钦佩有加，自谦地表示，自己等身的着述，尚不及陈寅恪寥寥几百字有价值。
准确地说，陈寅恪的正规学历是吴淞复旦公学毕业，那时的复旦公学还不能算作正式大学，也不授予学位。陈先生自己认为，该校相当于“高中程度”。陈先生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如果按我们现在的用人政策来衡量，陈寅恪是不能算作人才的，更是进不了清华的。但当年的清华大学却不这幺看，照样聘用了陈寅恪，做到以真才实学衡量人，很是难能可贵的。我们现在动辄规定不是博士、硕士就不能如何如何，甚至招个打扫卫生间的职工也非得本科、大专学历不可，这种规定是否合理、是否必要，实在应加以检讨。一些官员为了取得升迁的筹码，利用权力谋取学历，以致掺假文凭满天飞，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我们用人政策的漏洞。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有一段妙论：“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话虽说得刻薄一些，但也大体不差，现代社会，缺了这片“树叶”，还真是寸步难行。钱钟书先生本来获得的是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高级文学学士学位，可是有“好心人”拔高成“相当于文学硕士”，似乎不如此就对不起他那幺大的学问；还有人干脆把他封为“副博士”，更让人吃惊的是，最近又有人“发现”了钱先生的“博士论文”，并准备结集出版。急得杨绛不得不一再向媒体正名：钱先生得的是学士学位，不是硕士学位，更不是博士学位。
还有一个现象也很有意思，第六届全国作协大会选出的１５位正副主席，却是着作等身、名扬四海的大作家，可他们的学历却实在不怎幺样，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只有４人，准大学毕业的４人，初高中毕业的有５人。铁凝、陈忠实、叶辛是高中，谭谈则是初中。就他们几位的影响力和时下文凭的混乱劲，如果想弄个大专、本科甚至研究生文凭，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最近有消息说，深圳硕士身价不敌高级钳工，这说明，深圳已经开放，放弃了传统意义上高学历是衡量人才的惟一标准，是个可喜的变化。
（《特区文摘》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０日～５月１６日 胡任兴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