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威尼斯商人》的魅力不仅在于其跌宕起伏的戏剧情节和细腻的人物形象构造，还在于它反映了当时的一些重要社会问题。在这部喜剧中，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看到女性话语权的缺失。本文运用福柯的话语理论来系统分析剧中的男权社会中的男性话语权以及女性的“失声”和“发声”，笔者认为《威尼斯商人》中的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被迫陷入了“失语”的境地，此种解读能帮助人们更深入地认识该剧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威尼斯商人》 福柯 话语权力 女性话语权
一、引言
“话语”一词，源自于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话语理论中的话语。福柯认为：“话语是构成知识的方式，各种话语不仅是思考产生意义的方式，更是构成它们试图控制的那些主体的身体的本质、无意识与意识的心智活动以及情感生活的元素，无论身体、思想或是情感，它们只有在话语的实现中才有意义。而权力无所不在，它存在于社会的每一个点之间，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在家庭成员之间，在老师和学生之间，在有知识和无知识的人之间，存在着各种权力关系。”{1}话语和权力总是交织在一起，“权力是由话语组成，话语是权力的产物。但话语并不仅仅是权力的附庸，话语一旦由权力产生出来，其本身又具有能动的生产权力的功能。因此，话语与权力之间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2}。在话语的发展史中，权力始终是与话语如影相随的伴侣，而话语最终也成为了一种权力，也就是我们现在论述的“话语权”。
二、男权社会中的男性话语
在《威尼斯商人》中，父权统治的时代，男性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女性在权力关系中总是处于受支配的地位，是附属品，无足轻重，远没有财富和友情重要，纵使是被牺牲掉也是合情合理的。
1.巴萨尼奥 巴萨尼奥在向安东尼奥借钱时说过这幺一段话：
我欠了您很多的债，而且像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一样，把借来的钱一起挥霍完了；可是您要是愿意向着您放射第一支箭的方向，再射出您的第二支箭，那幺这一回我一定会把目标看准，即使不把两支箭一起找回来，至少也可以把第二支箭交还给您，让我仍旧对于您先前给我的援助做一个知恩图报的负债者。
巴萨尼奥平日里只会挥霍，欠下了许多债，他想娶鲍西亚是因为他得知鲍西亚是富翁的女儿，娶了她就相当于获得了一大笔财富，这样他就可以还清债务。巴萨尼奥借放第二支箭来指通过娶到鲍西亚来获得财富，我们可以看出巴萨尼奥是怀着贪图财产的心思才去娶鲍西亚的，鲍西亚在他的心中远没有这笔巨额财富重要。当在法庭上夏洛克咄咄逼人，执意要割安东尼奥的肉，众人束手无策时，巴萨尼奥又说出了这段话：
安东尼奥，我爱我的妻子，就像我自己的生命一样；可是我的生命、我的妻子以及整个的世界，在我的眼中都不比你的生命更为贵重；我愿意丧失一切，把它们献给这恶魔做牺牲，来救出你的生命。
巴萨尼奥虽然口口声声说爱自己的妻子，但又说自己的妻子比不上安东尼奥的生命重要，巴萨尼奥好似重情重义，但在他的眼里自己的妻子却不如朋友重要。
2.夏洛克 当夏洛克的女儿带着钱离家出走后，夏洛克在街上大喊大叫：
我的女儿！啊，我的银钱！啊，我的女儿！跟一个基督徒逃走啦！啊，我的基督徒的银钱！公道啊！法律啊！我的银钱，我的女儿！一袋封好的、两袋封好的银钱，给我的女儿偷去了！还有珠宝！两颗宝石，两颗珍贵的宝石，都给我的女儿偷去了！公道啊！把那女孩子找出来！她身边带着宝石，还有银钱。
夏洛克的夫人去世后，女儿杰西卡成为了自己唯一的亲人，但在夏洛克得知自己的女儿和别人逃走了之后，并不是沉浸在失女之痛中，而是不停地强调他的银钱和珠宝被女儿偷走了，他让人帮自己找女儿只是为了找回女儿身上带着的宝石和银钱，夏洛克的女儿在他的心里显然还没有银钱重要。
夏洛克的女儿杰西卡与人私奔并偷走了他的钱后，夏洛克一方面心疼自己被偷走的钱，一方面觉得自己身为一个犹太人，女儿却和一个基督徒跑了，自己的面子都被女儿丢光了，对女儿恨得要死，竟然诅咒女儿死后下地狱，由此看来夏洛克的女儿还没有他的面子重要。夏洛克最后在法庭上还说：“这些便是相信基督教的丈夫！我有一个女儿，我宁愿她嫁给强盗的子孙，不愿她嫁给一个基督徒。”夏洛克的女儿杰西卡喜欢上一个基督教徒，但身为犹太人的夏洛克与基督教之间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所以夏洛克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女儿嫁给基督徒。他甚至宁愿牺牲女儿的幸福也不同意让她嫁给基督徒，由此看出，夏洛克的女儿与他的宗教信仰相比无足轻重。
3.葛莱西安诺 在戏剧的一开始葛莱西安诺就说过这样一句话：“那就再好没有了；只有干牛舌和没人要的老处女，才是应该沉默的。”葛莱西安诺的这句话虽然是句玩笑话，但也反映了女性在这个男权社会中没有话
三、男权社会中“失语”的女性
福柯曾说：“在任何社会里，话语在其产生的同时，就会依照一定数目的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分配，这些程序的作用是避开话语的权力和危险，控制话语的偶然事件，避开话语的物质性。这些程序包括外部控制、内部规则和接近知识的规则。”{3}“外部控制的第一原则是‘禁止’，话语中存在大量禁忌，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不分时间、场合地讲任何话。权力与话语可以说是不可分割的，作为人类社会代言人身份出现的权力话语，往往抹杀了‘他者’的声音，以确定自己的主体地位。”{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