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小说叙事中的平民立场��

　　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16.02.004
　　如果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当代小说，我们不难发现有三种不同的叙事形态一直并存着。一种是倾向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化叙事，另一种是倾向于知识话语的精英化叙事，还有一种是倾向于百姓阶层的民间化叙事。可以说，它们构成了当代小说叙事的三足鼎立格局。
　　任何一种叙事形态，首先都取决于叙事立场。所谓立场，指的是人们在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时所处的地位与所持的态度。人们的一切思想和行为都是有立场的，不管是自觉的立场，还是自发的立场。立场与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小说而言，不同的叙事形态首先是由不同的叙事立场决定的。如果说，政治化叙事形态是由政治叙事立场决定的，精英化叙事形态是精英叙事立场决定的，那幺，民间化叙事形态无疑便是由作家所选择的民间叙事立场决定的。民间叙事立场应该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来加以考察。事实上，在具体的创作活动中，作家对叙事立场的选择也是有多个维度的。如果说民间叙事立场是个基本立场的话，那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平民立场，二是人性立场，三是世俗立场。这里，笔者将集中探讨一下当代小说叙事中的平民立场问题。
　　平民即普通老百姓，又称小人物，主要指农民和市民，也包括小商人和一般的文化人。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或者说社会的边缘，既没有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也没有知识精英阶层的优越感，常常被忽视，甚至是被歧视，属于典型的弱势阶层。但是，他们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同时还有着这个群体独特的生存智慧与生活趣味。平民立场是作家民间化叙事立场的重要体现，也是民间化叙事的一个主要策略。对小说创作来讲，平民立场对作家的创作动机、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都有重大影响，而这三点又直接影响到小说的品质和形态。
　　一、平民立场的动机发生
　　叙事动机是促使作家的叙事行为发生和发展的主观原因和内在驱力。简单地说，就是作家的创作意图。如果从文化阶层的角度来看，作家的叙事动机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出于权力立场的政治动机，一种是出于知识立场的精英动机，一种是出于平民立场的民间动机。相对而言，怀有政治动机的作家，他的创作意图主要在于宣扬某种政治意志；怀有精英动机的作家，他的创作意图主要在于突出某种精英意识；怀有民间动机的作家，他的创作意图则主要在于体现某种民间意趣。正是由于叙事动机的不同，小说才呈现出了不同的叙事形态。
　　从动机的产生来看，任何一种动机都与人的需要和欲望有关，这是动机的共同之处。不过，对于小说创作来说，我们更应该看到各种叙事动机之间的差异。与政治动机和精英动机相比，基于平民立场而发生的民间叙事动机具有以下几个显着特点。
　　第一，动机的生理性。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动机又可以分为生理性动机和心理性动机。生理性动机主要指人作为生物性个体，由于生理的需要而产生的动机。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说：“生理需要在所有需要中占绝对优势。具体地说，假如一个人在生活中所有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那幺是生理需要而不是其他需要最有可能成为他的主要动机。”〔美〕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1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心理性动机又称社会性动机，是指人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成长和生活，通过各种各样的经验，懂得各种各样的需要，于是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动机，如交往性动机、威信性动机、地位性动机等。在笔者看来，怀有政治动机和精英动机的作家，基本上都是为了满足心理的需要，或分享权力资源，或提高精英地位。而从平民立场出发的作家，他们的叙事动机更多的则是为了满足生理的需要，如肚子饿了要吃饭，身体冷了要穿衣，性饥渴的时候要寻求异性。
　　因为叙事动机里充满了生理性因素，所以坚持平民立场的作家往往更加注重反映人的本能性生活。例如红柯的《过年》，写缺粮少食年代一群孩子对吃肉的向往。当时，孩子们连饭都吃不饱，除了过年，吃肉简直就是一种梦想。一天，母亲突然说到肉，孩子们一听全都傻了，大张着嘴巴叫喊：“我们要肉肉我们要肉肉！”傍晚，父亲真的从外面找回来一块肉。他高兴地用肉去擦孩子们的小脸蛋。孩子们兴奋不已，又叫又跳地冲上去，迫不及待地想把肉从父亲的手里接过来。可父亲没马上给，他把肉高高地举起来，就像举一盏灯，好久之后才递给孩子们。孩子们争着玩肉，过足了瘾才交给母亲。可是，等母亲把肉煮熟的时候，家里却来了一个客人。热情好客的母亲要把肉留给客人吃，只能让孩子们每人吃一小块肉。小说最动人的地方是母亲给孩子们喂肉的那个情景：“妈妈给每个孩子喂一小块肉。‘啊，这是什幺东西？’‘肉，孩子，是肉。’‘好像是我的舌头。’孩子们咬到了自己的舌头。”红柯：《过年》，《时代文学》2002年第1期。红柯从平民立场出发，着力表现人物的生理性需求和本能性冲动，不仅能引起读者心理上的共鸣，更能引起读者生理上的共振，具有极强的可读性。
　　第二，动机的含混性。一般来说，政治动机和精英动机都是比较明确的，也相对集中。作家提倡什幺，反对什幺，歌颂什幺，批判什幺，喜爱什幺，憎恶什幺，意图都十分明显，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出于平民立场的民间动机却不同，它常常显得有些模糊，有些暧昧，有些缠绕，甚至有些矛盾，表现出含混的特点。作家叙事动机的含混性，恐怕与民间这种独特的文化形态有关。用陈思和的话说，民间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藏污纳垢性。藏污纳污在这里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指的是民间文化的复杂结构，即它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真假互见、善恶纠结、美丑交织的统装化特点。在这样一种杂糅的文化背景之上，那些坚守平民立场的作家，他的叙事动机只能是含混不清的。因为，他要忠于生活，忠于感受，忠于艺术。
　　也许，正是由于叙事动机的含混性，这类作家的小说才真正描绘出了一个原汁原味的民间世界。如刘庆邦的《嫂子与处子》，写文化大革命时期两个贫农出身的嫂子对一个地主羔子的性骚扰。为了解决性的饥渴，正处于如狼似虎年龄的二嫂和会嫂，打着阶级斗争的幌子一步一步地勾引民儿，最后终于让民儿半推半就地满足了她们肉体的欲望。从叙事动机上来看，我们真是无法看清作者的真实意图。比如，作者虽然写到了阶级斗争，但读者却感受不到那种残酷的斗争气氛，相反倒是觉得两个嫂子对民儿的调戏是那幺的诙谐而有趣。试问，作者究竟是在批判那个荒唐的年代还是在享受那个荒唐的年代？这个问题恐怕连刘庆邦自己也答不上来。又如，二嫂和会嫂对民儿的勾引与占有，虽说主要是缘于生理的需要，但同时在心理上又包含了她们对民儿英俊和聪明的欣赏。试问，作者对两个嫂子的行为究竟是持否定态度还是持肯定态度？作者对这个问题恐怕也说不清楚。还有，处子民儿虽然遭到了两个嫂子的性侵犯或者说性盘剥，但他在被动的接受中又分明得到了一种兴奋而快乐的性体验。作品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二嫂遂解开上衣，先把两个肥奶扑楞弄了出来，问民儿，好看吗？民儿说好看。二嫂说，好看的还在下面呢。二嫂退下裤子，把她的隐秘部位露了出来。二嫂让民儿走近点儿，要是看着好看，就好好看看，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民儿看得两眼发直，心跳如捣，喉咙里干渴得厉害。他不明白，自己刚吃了一个甜瓜，为什幺还这样渴。”刘庆邦：《嫂子与处子》，《天涯》2001年第1期。试问，作者对民儿的遭遇或者说艳遇究竟是表示同情还是充满好奇？对这个问题，作者肯定也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答案。总之，刘庆邦在创作《嫂子与处子》时，他的叙事动机肯定是含混的。当然，这不是刘庆邦有意要含混不清，而是民间生活本身就是含混不清的。作家只有带着含混性动机去展开叙事，才有可能把一个藏污纳垢的民间和盘托出。反过来说，如果作家的叙事动机过于明确和集中，那他就可能把民间生活所固有的复杂性和多义性过滤掉，导致作品的情调和趣味大打折扣，从而减少和消弱小说的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