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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可以通过破坏现状并迫使旧有参与者提升自身表现来推动进步。但如果管理不当，创新也可能具备破坏性，金融科技创新也不例外。
金融科技创业公司和硅谷大企业开发的新技术正在使银行和金融服务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高效便捷。事实上，新的参与者及技术已经使金融业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因此看到一些传统金融企业遭遇与曾为世界摄影领导者的柯达公司相同的命运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了引领未来的道路，政策制定者必须确保能为新产品和商业模式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环境，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由破坏变成毁灭的风险。
初创金融科技企业都受益于基于云端的高性价比信息技术服务，传统IT成本的摒除以及高适应性的商业模式。而作为市场后进者，它们还可以从现有企业及其前辈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这就解释了为何创业企业一直在深度钻研那些可以促进金融包容性的服务，如P2P贷款以及移动汇款和支付。
但初创企业也面临来自大型科技企业的激烈竞争，这些大家伙都拥有自身的优势：深厚的IT专业知识，庞大的客户群以及可供轻松访问的详细数据。与以客户为中心的手段相结合，这些优势使得大型科技企业能够提供新形式的金融服务。例如中国科技巨头腾讯就在旗下的即时通讯APP“微信”中嵌入了方便使用的支付选项，而亚马逊则通过其在线市场为商家提供信用额度。借助这类方式，大型科技企业通常可以在比传统金融机构监管限制更少的情况下运营。
而各类金融市场参与者则越来越多地将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应用于从客户互动到合规等各个方面。尤其是像比特币这种以区块链分布式分类账技术为基础的加密资产引发了众多炒作。虽然区块链确实为贸易融资和汇款等应用带来了希望，但它尚未被广泛用于支付，也未被主流机构所接受。
当前最大的危险在于金融科技可能会在未能提供可行替代品的情况下扰乱那些为更广大利益服务的商业模式。为了应对硅谷日益激烈的竞争，传统银行可能会承担更多风险以维护自身不断缩小的市场份额。而这种急于改革商业模式或采用不熟悉和快速迭代技术的做法可能会削弱内部流程，形成另一个产生潜在损失的根源。
此外，金融服务可能会变得更加集中在一些太大而不能倒闭的企业身上，原因是高昂的技术竞赛成本，大企业大客户群的网络效率，以及流行支付手段的拉动力。
另一个问题则来自于技术本身。如果以鼓动投资者羊群效应的方式去应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话就可能会破坏稳定，增加“闪电崩溃”的可能性。而这些技术的黑箱特质则使人们在出现问题时更难进行干预。
更宏观地说，新技术的快速推出为低技能劳动者留下了极少的适应时间，并最终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失去工作。作为消费者的个人可能得益，但作为员工则要受苦。这两种影响的均衡状态在不同社会阶层会有所不同，并可能导致更大的经济不平等。
而就加密资产而言，很难看出它们有任何好处。它们缺乏货币的基本属性，很容易出现波动性估值和被操纵，而且非常耗能，其不透明性还引发了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问题并为逃税和洗钱大开方便之门。此外加密资产一直依附于传统金融体系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信任之上，因此对加密资产失去信心可能会削弱对更宏大金融体系的信心。
为了遏制与创新相关的风险，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需要像新参与者一样具有创造性，灵活性且精通技术。他们应该考虑创建一些创新中心去将企业家和老牌企业联合起来，并建立允许创新者在安全环境中测试新技术和产品的“监管沙箱”。这两项措施都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随时了解不断变化的环境。
为了防止监管套利，规则制定者应遵循“同等风险，同等监管”的格言。竞争类似客户或提供类似金融服务的实体必须遵循相同的规则，无论其运作于何处。设定明确的监管边界可以降低不确定性以及可能被创新者隐匿的风险。但监管当局还必须监控金融机构受监管范围外企业和产品影响的风险——完成这项任务也需要新的知识和数据来源。
在加密世界中，“同等风险，同等监管”意味着通过“初始币发行”筹集资金的企业应该受制于与股票发行企业相同的标准和审查。同样，大型科技企业在数据访问和共享方面不应享有不正当优势。现有的数据隐私法律法规给不道德操作留下了太多漏洞，因此需要进行改革。而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正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政策制定者始终要牢记的问题就是一个人为了获得金融服务应该放弃多少隐私。
由于创新不分国界，“同等风险，同等监管”也必须适用于每个国家。因此监管、法律、税务，会计和电信当局之间的国内和国际协调也至关重要。政府还必须预测创新对用户和劳动者的影响，尤其是要通过引入培训计划使人们能掌握跟上变革步伐所需的技能。
金融创新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是显而易见的，而对此的政策回应也必须双管齐下，不得偏废。
本文作者：奥古斯丁·卡斯滕斯（曾于2010~2017年间任墨西哥银行行长，现为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