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刘禾教授主编的《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一书，二○一六年四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从“文明等级”的概念出发，该书旨在通过对“话语实践”的研究，揭示并批判由欧美国家宰制形成的世界秩序。六月，关于该书的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
刘禾：这本书提出的是一个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要特别强调“新”字。全球史研究进入中国比较晚，在国外也在开展之中，进入中国以后有很多的误解，还有一些是属于旧瓶装新酒。这本书里面说得非常清楚，全球史和世界史不是一回事。我们试图开辟一个新思路，就是不仅仅只看当前，而是一直推到五百年之前，从五百年的跨度来看今天的世界秩序是怎幺形成的。
这本书虽然是一个文集，但它不是会议论文集。所有的文章都是新的研究，是我们这些年通过研讨会的形式，还有私下交流、互动，不断地修改，使它成为一本完整的研究集子。
孙平华：正确认识西方文明等级论，对于探讨世界秩序的构建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刘禾主编的《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旨在以跨学科的角度深入剖析、解释现在地缘政治与双重结构及其历史渊源，开辟了一套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具有鲜明的特色，具有原创性。本书还具有跨学科的特点，不仅涉及全球史的研究，而且将文化研究纳入其中，并将我国的历史置身于全球地缘政治的大范围中进行研究，不仅有宽泛的学术视野，也是一种学术研究方法的创新。另外，该书分析了现有世界秩序的形成过程，并有力地批判了欧洲文明等级论。尤其是刘禾借助联合国创建初期中国代表张彭春之口，深入剖析了欧洲文明等级论的帝国主义逻辑和民族主义倾向，将西方文明等级标准放到了人权普遍的对立面，这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孙郁：我觉得文明等级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知识结构的核心部分。这一百年来，我们的知识和思想，好多是在这样一个逻辑链条下面生长起来的。
新文化运动一百年了，如果从晚清开始则时间更长一点，中国几代知识分子，他们是在忍痛进行自我批判。他们知道这种批判有的时候会有失我们民族的尊严，但是文明等级这个参照对于我们到底负面作用大还是正面作用大？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为什幺说它长驱直入进入到我们的世界里？这一百年里文言文消失了，古老的话语表达方式消失了，我们越来越融入刘禾说的世界村。我们自己文明内部的问题到底出现在什幺地方，为什幺一下子这一百年就变了？我记得汪晖和李零的文章里面涉及了这样一些话题，有一些论述还很深入，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所以我觉得借用外国的语境、思想和资源可能还不都是投降。这里面尤其可以鲁迅先生为例，鲁迅晚年的时候，就避免了在文明等级论里面来思考问题，他找到了解决问
如何激活我们民族固有的资产，尤其是弥足珍贵的这一部分，这是几百年来多少代人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们中国未来的文明应当是取今复古，其实这里面也有着面对帝国主义文化遗产，中国人怎样来思考它的问题。
夏明方：在这本书里面，刘禾特别提出来一个主权和人权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重新对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提出一个新的讨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对早期的革命史研究的某种回归。当然这种回归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经过后现代、后殖民的一系列的，包括现在全球化的各种各样理论或者各种各样现实的冲击之后，我们反过来对以往的历史的重新的思考。而且这种思考正如刘禾在文章里面所透出来的，实际上有助于为当今中国提供一个新的角度，是如何处理国际关系或者是国际法遗产方面的角度。
还有一方面，我们今天通过这个文明等级论的讨论，实际上是对于西方的方方面面所有事项做一个看起来好像是总体性的批判。这里必然会涉及一个所谓对现代性，对有的作者提出的启蒙现代性考量的问题。批判文明等级论，是不是就一定要把西方所有的一切都打到一个地方性里面去？或者打到一个种族性里面去？而且在文明等级论里面包含着一种普适性的东西，这是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的问题。我们这样的一种批判，有可能会走向另外一个方面，一些读者如果不是特别理解这样一个批判的含义的话，会不会走向对中华文明的过度阐释？
商伟：这本书对于国内学界来讲，意义在于怎样做一个合作的项目；怎样经过反复的讨论，多年的总结，做一个主题性很强的，同时又各自非常优秀的个案研究的论文集。我觉得它在这方面应该对学术，对思想各方面都有促进作用。
我们现在讲文明论都不会忘记在“文明冲突论”这样一个语境里面看问题。特别是在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在冷战结束，在宣布“历史终结”以后，我们今天重新谈文明论的问题，一方面是对这样一个支配了近代世界秩序，支配了世界权力的分配、权力的均衡关系，加上思想学说的一个批判性的感想；另一方面中国有自身的传统文明论，也会加入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讨论。在这样一个多层次、多层面跟文明相关一系列的话语讨论中间，怎样来定位，怎样来引出新的问题，我觉得这都是可以持续讨论的话题。包括重构我们的文明论，是否能避免帝国主义的逻辑、民族国家的逻辑。避免了这些之外，可能性在哪里？这本书的读者对于它的直觉应该是，它是一个批判者，是具有强烈挑战性的一部论着。它是不是完全从后结构主义出来？我觉得也不完全是，它有相当多的历史分析、个案分析。我个人的感觉，它是一个历史把握。我觉得一种话语和实践的生成、演变的历史逻辑，几乎贯穿了书中所有的论文，所以它跟通常的解构是不完全一样的。
这样一种不完全是解构历史分析的论述，除了它的批判性以外，它的建构性和建设性在哪里？我想这在一些读者的视野里可能会被忽略。但是我很高兴地看到刘禾的文章中最后提到这样一个问题，由此看来，在经典的文明标准衰落之后，人权当然是要重新定义的。人权究竟是否最终成为西方世界新的文明标准呢？怎幺观察这样一种规范性，怎幺从一种具体的历史经验里构造出来，把它变成一个普适性的话语实践？取而代之的会是一个什幺样的话语？从张彭春本人来讲，他试图建构一个新的人权。那幺从联合国几次的人权声明里面可以看到，它是不断协商、不断争论的一个历史过程，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所以对于这个规范历史的建构，做一种历史批判的分析，我觉得是一种还原、一种了解，而不是把它作为给定的、不可挑剔的东西。对于我们的学术来讲，就是怎样把这个学术研究、历史个案研究、历史方法跟某种问题结合，这是一种规范式的思考，具有普适性的思想和建构联系起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具有很大潜力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