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凯摘要
2016年，刘士余临危受命执掌证监会，突出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严打对散户扒皮吸血的害人精，推动营造A股长线投资氛围。
“上市公司业绩变脸如何制约？”
“上市公司多年恶意不分红，怎么办？”
“‘独角兽‘企业的标准是什么？”
“上市企业退市，有没有实质性举措？”
2018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刘士余参与上海市代表团审议时被连问上述四个问题，但他仅为微笑作为回应。三天后，这位敢于直言的代表接到刘士余的电话，邀请到证监会面对面沟通。
上述犀利的问题，正是刘士余执掌证监会近三年重点突破的方向。
临危坐上火山口，指数遗憾原地踏步
2016年2月，刘士余被选定为“后异常波动时代”新任证监会主席。
资料显示，1961年出生的刘士余毕业于清华大学，分别获得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学士，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技术经济学博士。早年在国家体改委、中国建行工作，1996年-2014年在中国央行任职，曾任副行长等职，之后就任中国的“掌门人”。
此时的中国资本市场刚告别令人挫败的熔断政策时，仍处于惊魂未定的状态。
此后三年，刘士余一直以“从严治理”示人，但也展现了“刻意放松”的一面。
看似矛盾，但也有着内在逻辑，意在重塑中国资本市场。
比如，他曾直言“我希望资产管理人不当奢淫无度的土豪、不做兴风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
再如，他任期内极大鼓励“个人系”公募的创建，颠覆了此前投资大佬从公募流向私募的格局，专业投资人士多了“创业阵地”。
A股极度低迷的2018年，却成为了“个人系”公募元年。这股潮流下，去年底更有获批公募牌照的大佬刷新了中国非公开募集历史记录。
刘士余执掌证监会将近710个交易日，即2016年3月-2019年1月底，上证指数从2688点跌至2600点附近，A股可谓在这一期间原地踏步。
疏通IPO堰塞湖，打压“妖精”生存空间
2015年A股所表现的非正常波动，背后与资本市场制度有紧密关系。85%散户主导的股市，大涨大跌成为“规律”——资金游走无序，股价大开大合，完全脱离基本面。
刘士余之所以强调监管，就是瞄准深藏A股的制度漏洞，这给了无数“妖精”生存的土壤。
上任后面临的首个难题就是——IPO堰塞湖。
新股积压一直是中国资本市场“老病”，一旦大规模放开造成的“抽血效应”成为市场忧虑根源，发行制度本身无法持续改革。刘士余上任后的四个月——2016年6月，800家排队企业逼近历史高点，此前证监会曾用暂停IPO作为“急救药”。
对于当时的A股，市场自然不希望有任何流动性层面利空。但刘士余却在在市场争议声中推动IPO常态化，提速新股发行，这可以理解为“准注册制”的前奏。
实际上，刘士余并未走上以往的一条死循环，即新股扩容--股市下跌—投资者施压--暂停IPO--股市走稳--重启IPO。他反而是顶住压力，很好地控制了新股发行节奏，实现常态化，让市场“脱敏”。
毕竟，暂停新股发行的行政手段，永远无法让市场真正“市场化”！
刘士余解决IPO堰塞湖效果显著。比如，新股发行从排队两年到半年即可上回，且IPO过会率开始大幅下降，严控企业财务与治理质量。
2017年已见成效，证监会当年审核466个IPO项目，380家通过，86家被否。此外，目前半数发审委委员均来自于监管体系，并合并了主板和创业板发审委，提升了审核效率和质量。
实际上，刘士余的政策逻辑并非“搞活”股市，而是回归证监会功能本源，从治理角度上规范A股市场，保护投资者利益，特别是中小散户。
比如，大量没有行业竞争力和主营业务的公司，以并购重组“赚吆喝”，老板整日在各种论坛忽悠，很多公司盲目并购重组、跨界经营，2015年更达历史高峰。投资者一看停牌公告，心里都乐开花。
对此，2016年6月，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办法》征求意见稿，严打“炒壳”、“卖壳”的忽悠行为，包括完善重组上市认定标准，细化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的认定标准；取消重组上市的配套融资，提高对重组方的实力要求。
针对大股东和董监高超比例减持甚至清仓式减持，刘士余也盯住这类“吃相难看”的现象，证监会修订发布了《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股东难以“随性”减持，这极大地保护了中小投资者利益。
此外，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本是回报投资者的方式，但一些公司违背市场道德，业绩好的时候“闷声”不分红，忙着上马各种项目，但最后项目亏损时，又无法分红，极大损害股东利益。刘士余对此直接表态，不仅要加大力度支持加大先进分红的公司，也要对常见不分红的“铁公鸡”有硬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A股长期以来存在两个制度漏洞，上市公司一直玩弄于股掌之上，即停复牌制度和退市制度。证监会针对上市公司“任性”停牌，发布《关于完善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制度的指导意见》，化解过度集中的停牌早、停牌多、停牌长的问题，这极大地打击了上市公司“停牌多跌”的伎俩。
长久以来，退市制度可谓“形同虚设”，相当部分作假、危害制度的上市公司公开游走市场。长生生物事件爆发后，沪深交易所明确了证券重大违法和社会公众安全重大违法两类强制退市情形，发布了《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可谓动了真格。
值得一提的是，A股还存在忽悠式回购、库存股监管套利等风险，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积极性低的弊病。刘士余在任期间完善了上市公司回购制度，特别是增加股份回购情形、完善股份回购决策程序、建立库存股制度。
大声痛斥野蛮人，处罚力度“生猛”
刘士余任期内多次痛骂“妖魔鬼怪”，更直言野蛮人、害人精、金融大鳄打着制度擦边球，在资本市场巧取豪夺，证监会对此不会坐视不管。
2015年夏季开始，险资频繁举牌上市公司，一年内举牌金额超1500亿元，涉及上市公司逾20家，更出现了著名的“宝万事件”。背后极大凸显了险资参与投机炒作、使用杠杆资金争夺上市公司控制权，极大违背了险资的投资原则。
对此，刘士余曾在2016年底脱稿痛批个别险资的野蛮收购，“你用来路不当的钱从事杠杆收购，行为上从门口的陌生人变成野蛮人，最后变成了行业的强盗。“
刘士余任期内，处罚力度和范围超过以往。
信息建仓，等公募基金将股价拉升后，个人仓位趁机获利了结。在大数据的证据面前，任何否认都无济于事。
诸多市场人士对刘士余有着保守的刻板印象，这与A股并未走出熊市有极大关系。但作为A股制度 “工程师”，刘士余却有着不一样的“反叛”。
比如，2015年股灾过后，成为“千夫所指”，更被称为“股市非理性”下跌的祸根，其中以中信与司度公司两融业务违法为依据。
时隔三年后，证监会却发出了一封结案通知书称，中信证券与司度公司两融业务涉案违法事实不成立，决定结案。
刘士余在任期间，着重加大了A股与国际市场联通、长线资金入市。比如：2016年12月，深港通开通，叠加沪港通后，内地与香港市场进一步互联互通；2017年6月，MSCI宣布从2018年6月起将A股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2018年2月，发布养老目标基金指引文件，夯实养老金入市制度支持；2018年10月，发布沪伦通监管规定等，良性的制度建设下，海内外长线基金开始涌入A股，市场在2017年也经历了一轮“蓝筹白马”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