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钦民：追究的结果肯定就是分手

　　2002年11月4日，青年电影导演蒋钦民执导的电影《天上的恋人》，从47个国家和地区选送的319部影片中脱颖而出，夺得了第15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奖。从电影《葵花劫》到《天上的恋人》，一个青年导演对电影的追求执着而顽强。
　　苗野： 日本人为什幺给你这个奖?
　　蒋钦民：他们的评语是 这是一个美好的、很难看到的中国爱情片，一个少见的人文情怀的东西。日本的导演黑泽明的女儿也是其中的评委，看完以后，她把我拉到一个角落说你的角度太独特了，在我印象中，中国是没有很浪漫的爱情片的。另外，他们觉得我能够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阐释残疾人的故事，给人一种温暖并且洋溢的感觉，对这类题材的片子是一个贡献。我的片子是讲三个残疾人之间的情感的，我完全从一种平视的角度，欢乐地，高兴地来表现他们，我没有关(本文来自：WwW.BdfqY.Com 千叶帆文摘:蒋钦民：追究的结果肯定就是分手)于残疾人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都知道一些关于残疾人的片子，比如《黑眼睛》等等，导演采取了一种俯视的角度，当然这也是一种角度，但我还是觉得这种角度是陈旧的，对于残疾人来讲是不公平的，他们曲解了残疾人的情感世界。
　　苗野：残疾人自己看的时候会觉得不对，可是他们又没有话语权，没地儿去表达?
　　蒋钦民：对。《天上恋人》在东京公映的时候好多残疾人都去了，他们看了以后都特别高兴。在后来的观众见面会上，有一个人提问说 看了这个片子，我感觉很幸福，你为什幺能从这个角度去写残疾人，我当时很不经意地就回答了，我说 我就是要拍一个感观上幸福洋溢的片子。后来等他离去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 他是个残疾人。这时我才注意到他是个瘸子。其实我这时候才是最幸福的。
　　苗野：你是从一开始就想拍一个这样的片子，还是慢慢地从残疾人身上找到的这种东西?
　　蒋钦民：两者都有，从一开始我就想有所突破，另外在体验生活的时候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印象最深的是到广西省天峨县的一人家里去，他家正在盖房子，周围的村民都来了。我们让他们给我们叫来几位残疾人，后来来了三位一个小姑娘，一个老大妈，一个小伙子。老大妈是个哑巴，见人打招呼的方式就是往身上撞，我跟她打手势，她都明白，她还时不时地耍耍娇，你想，这是一个50多岁的人。最可爱的是那位小伙子，他是聋哑，不知道我是谁，但他能感觉到我对他的友善，他就一直盯着我看，每当敬酒的时候，我的酒杯还没端好，他的杯子就已经到了。他比一般的人还要快乐，他快乐的原因就是他单纯。后来我就跟扮演男主角的演员刘晔说 你就把这种单纯给我演出来。
　　苗野：在电影的选题上，我还是特别喜欢那些关于普通人，讲普通的故事的片子，我觉得这是最难的，也是最见导演功底的。关于古代人，边缘人的故事也可以，但还是有讨好的和蒙人的嫌疑。
　　蒋钦民：一个导演在选材上应该是有感而发的，《天上恋人》是根据一个小说改编的，这个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是相信我的直觉的，我知道如果把它拍成电影的话，一定能打动别人。
　　苗野：去年你给中央电视台6频道拍了一个关于黑泽明的纪录片，黑泽明在中国电影界的地位是绝对权威的，不知道日本人怎幺看待他?
　　蒋钦民：他绝对是个泰斗，但日本毕竟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也有很多人不喜欢他。我在做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参加了一个电影人的派对，我就听见有人说不喜欢他的东西，说黑泽明的片子中模仿的东西太多了，比如他模仿《白痴》、《李尔王》，说他没有多少自己原创的东西，片子都改编自世界名着，有人说黑泽明并不能代表日本电影的主流。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太偏激了。但大部分的人还是喜欢他的。
　　苗野：在做纪录片的过程中，黑泽明打动你的是什幺?
　　蒋钦民：是他的个人魅力，在他的生活中，事业至高无上。作为一个男人，我很向往他对事业的那种精神。在他女儿写的回忆录中，说他曾两次自杀，就是因为拍不出好电影。70年代初的时候，《虎，虎，虎》的电影本来是他一手策划的，而且都已经开拍了，但后来发现他的想法和美国的制片人的想法是不符合的，我们都知道，在国外，制片人的力量是非常大的，于是后来这个片子成了一个美国导演的片子。因为这件事，他在自己家的浴缸里用剃须刀在自己的身上割了1 7刀，表明了一个男人不可以战胜的意志，那一年他60才出头。
　　苗野： 日本的电影界是怎幺看待中国电影的?
　　蒋钦民：在东京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电影，每天都有五，六十部片子在上映。有很多电影院是个人开的，个个渠道的电影都可以公映，相比之下，咱们国家的观众太可怜了。他们对亚洲电影也很关注，每年都有中国电影节，他们认为中国电影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人文上水平都非常高。
　　苗野：不会吧?哪有那幺好?你不知道国内的人对中国电影都失望到什幺程度了吧?
　　蒋钦民当然不如台湾的片子有影响，如果给中国的导演排一下位的话，应该是候孝贤在中间，张艺谋和陈凯歌在一左一右，在日本人心中，候孝贤是国宝级的导演。
　　苗野：日本人的家里有DVD吗?
　　蒋钦民：有。但是管理是很严的，一个新电影只有在半年以后才有DVD的发行，一般来说，真正的影迷等不到这个时候的。艺术片在日本是很有市场的，像《春光乍泻》和《霸王别姬》放了有半年的时间。《那人，那山，那狗》也放了很长的时间，因为那时整好赶上9 · 11事件，人们特别渴望温情的东西，那时进电影院的大部分都是老太太。
　　苗野： 日本电影界给你的启发是什幺？
　　蒋钦民：创新。日本的导演一般不会模仿别人，每个人就是拍自己想拍的东西，因为他们玩儿得起呀。日本的导演没有那种集体性的，规范性的东西。这是日本的电影界，而在韩国的导演里就能看到一拨一拨的东西，纪录电影也好，色情电影也好，一出来就是一大拨，中国电影的现状基本上是在打游击年轻的导演没有资金每到下半年，大家就都去做贺岁片了，那些有了名气的导演就在那儿撑着牌子拍电影。中国电影的现状是极不公道的，缺乏对年轻导演的保护措施，日本和台湾都有这样的措施，比如每年都有电影节，这就为新的导演提供了跳龙门的机会，另外他们还有资助好剧本的奖学金。还有，我学到了一种特别严格的工作态度，有时候听国内的导演说自己在玩儿电影，我听了以后挺不舒服的，电影怎幺可以玩儿呢，
　　苗野：国内有些导演就是在玩儿电影吗?
　　蒋钦民：太多了。他们随随便便就让自己的片子黑下来，成了地下电影，说好一个片子拍三个月，他就给你拍上半年一个镜头本来说拍10条，他就给你拍上20条，无端浪费了很多的投资，等等。这些都是在玩儿，为什幺不可以做得再规范一些呢，比如说姜文，我觉得他就是在玩儿，他的片子居然漫长到半年，无限期地拖延，用了那幺多的胶片，这不是玩儿，这是什幺呢，有哪个导演不希望这样无限制地表现自己呀，一个镜头如果能拍50条，谁愿意拍10条啊，可是，从投资的角度来说，这是极不规范的，在好莱坞你能这样吗，不可能，人家早就换别人了。所以，这种做法在我脑袋里是不允许的，这对电影不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作为一个导演，这样的做法太不够职业化了，太自私了。
　　苗野：我是那种特记仇的人，所以，到现在我还是挺恨日本人的。
　　蒋钦民：我对他们是又恨又喜欢。在一个小岛上的这样一群人创造了这样的奇迹，还是让人佩服的，但是，我也恨讨厌他们的一些习惯，比如盲目自大，一种脱离亚洲的观点，明明自己是亚洲人，却非要到西方人那里找自己的东西。我们大多数人可能只知道那场战争，只知道日本政府对那场战争还不承认错，但是，我们都太缺乏对日本的了解了。现在当政的是一个非常右翼的民族党，政府现在全部是右派行为，所以有”去靖国神社参拜”和“教科书”事件，如果是日本的左翼势力当政的话，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其实民间人士非常友好，他们也不满自己的政府，所以现政府的支持率总是在50％以下。
　　苗野，大概三年前，张丽玲的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在国内放映了，后来引起了很多的争执和官司，有人说片中很多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沸沸扬扬的闹了好长时间。那个片子到底是不是真实?
　　蒋钦民：张丽玲的制作方式肯定是她自己独特的方式，因为她不是职业导演。很客观地说，她的片子里真真假假的东西都有，演戏的和编排的成分都有，像我们这些职业导演是很容易看出东西的。所以，观众应该明白 她的片子只是代表她的声音而已，代表她的想法而已。她在选材上不是非常客观的，她选的都是些遭遇非常悲惨的人，而这些人也仅仅代表那些遭遇了一些非常不公平的命运的人。就像我们看陈冲的《天浴》一样，拍成那个样子是不错，但是让人很不舒服。
　　苗野：你的妻子是日本人吗?
　　蒋钦民她是日本人，我们还只是朋友，我们也没有完全地生活在一起，只是偶尔在一起，这样已经有很多年了。我觉得我还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来成家立业，另外，我不是一个生活和事业都能兼顾的人。我其实是个性格很急躁的人，她在我身边的时候，我会很不安，尤其是在我创作的时候，对于我这样一个事业至上的男人来说，这是一个没法调节的矛盾。我现在的事业正处在爬坡的阶段，每部戏开机的时候我都有一种悲壮感，我努力了这幺多年，现在终于可以排戏了。我自己很少出去玩儿，即使在过节的时候，我也在写本子什幺的，我从来也没觉得这样就亏待了自己，我反倒觉得过个节或者聚个会那样的快乐太廉价了。
　　苗野：日本的年轻人好像对性很戾?
　　蒋钦民：对，他们觉得生活的乐趣不在床上，他们觉得这种乐趣是很容易被代替的，甚至一个人自己就可以解决的。我的女朋友是个职业女人，所以她对性就更淡漠了。她跟我说你可以去找别的女人。当然了，我们俩谁也限制不了谁。
　　苗野：那你们俩为什幺还在一起呢，
　　蒋钦民：我们俩都不愿意去追究这个问题，因为追究的结果肯定就是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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