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梁启超应苏州学界的邀请作了一次演讲。他向在座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幺进学校？”
回答的十之八九是“求学问”。
然后，他又问：“你想学些什幺？”
回答则可谓人言人殊。梁启超自己给出的答案是求学问为的是学做人。
他说，但凡一个人在学校里所学，数理化、史地、国文、英语，乃至哲学、文学、农工商等，皆不过是做
事实上，梁启超亦是这样教育子女的。他平时虽然疲于政治，忙于学术，但是时时刻刻关爱着自己的儿女。
他关心孩子的身体，关注他们的思想，留意他们的职业，更为他们筹划未来，奠定立身之本。
他说，他生平最服膺曾文正公的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它做什幺？着急什幺？一方面不可骄盈自大，另一方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日日有所得，于社会亦总有贡献。他称自己一生的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盼望孩子们能继承他的这点精神。
他还说：“我以为，一个人什幺病都可医，唯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生当现在的中国人，悲观的资料太多了。”
“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立身第一要诀。”
梁启超堪称一位极为负责任的父亲。他并不为子女展示虚幻的未来，而是告诉他们生而为人的忧思与世界的混乱，要他们修身养性，脚踏实地。这样无论在何种境遇下，都能够获得内在的快乐。这颇有以无生的彻悟做有生事业的味道。
他像苏格拉底一样，训练年轻人的目的，并不是让他们成为“成功者”，而是培养他们的自尊心和敬畏感，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和创造力，同时让他们又不乏生之乐趣。
这是一个正气凛然的父亲，一心想让孩子们拥有健康的思想，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拥有一种豁达的态度。儿女们此后的人生也分明投射着父亲谆谆教导的影子。
卡莱尔曾说即将到来的时代已孕育在业已到来的时代之中。那幺，一个孩子可见的未来，恐怕也孕育在父亲（包括母亲）的决定和塑造过程中。
在业已过去和正在行进的时代里，欲望的膨胀和各类观点的轰鸣，让人们忘记了身边这种安静而持久的力量。
父母们被大潮席卷，把本该自己承担的一部分责任，扔给了大大小小的机构，忘记了社会只是我们生活的居所，却并非生活本身。
是该放下对外界力量无限信任的时候了。一方面要努力争进，争取更合理和文明的制度；一方面是退，退回到最小的单位——父母与子女。退而结网，自我教育和教育儿女，各自成为不惑、不忧、不惧的人。
在时髦概念充斥的今天，这样一种朴素的观念，有可能是现在和未来的连接点之一。从历史的观点看，这种退，或许会产生大的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