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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风波”与20世纪20年代北京文艺界的分化

日期:2018-06-26 10:32:52 浏览次数:

  摘 要:发生在1924年的孙伏园“辞职风波”,不仅显示出其时《晨报副刊》编辑层的趣味分歧,还隐含着孙伏园背后的“周氏兄弟”与《晨报副刊》继任编辑徐志摩背后的研究系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冲突,标志着20年代前期由孙伏园及其主持的《晨报副刊》聚合北京文艺界的繁荣局面终于告一段落,正式开启了20年代后期北京文人团体的分化、对峙格局。
  关键词:孙伏园;《晨报副刊》;周氏兄弟;分化
  1924年10月最后一期的《晨报副刊》上,登出了编辑孙伏园的一则启事:“我已辞去《晨报》编辑职务,此后本刊稿件请直寄《晨报》编辑部。我个人信件请改寄南半截胡同绍兴馆。”与孙伏园的启事一同登出来的,还有《晨报》的两则启事:
  本报启事一
  本报副刊向由编辑处学艺部办理,嗣后所有信件请仍寄学艺部为荷,此启。
  本报启事二
  本报副刊发行以来备蒙各界奖(转自:wWw.bdFqy.com 千 叶帆 文摘:“辞职风波”与20世纪20年代北京文艺界的分化)许,销路日见推广。兹值本报第六周年纪念之际,拟将副刊内容再加改良,除随时订请海内硕学担任撰述外,外间投稿一律欢迎。其愿得报酬者,请于函内注明,一经登出,当酌呈酬金,此启。{1}
  其时的《晨报副刊》在孙伏园的主持下已经成为北京文艺界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副刊,孙伏园也因此成为北京文艺界的着名报人,突然在此时辞职且不加任何说明,而《晨报副刊》方面“再加改良”的态度也让人怀疑“辞职”和“改良”两者之间时间上和逻辑上的关系。对于自己的突然辞职,孙伏园在一年之后,做了如下的解释:
  去年十月的某天,就是发出鲁迅先生《我的失恋》一诗的那天,我照例于八点到馆看大样去了。大样上没有别的特别处所,只少了一篇鲁迅先生的诗,和多了一篇什幺人的评论。少登一篇稿子是常事,本已给校对者以范围内的自由,遇稿过多时,有几篇本来不妨不登的。但去年十月某日的事,却不能与平日相提并论,不是因为稿多而被校对抽去的,因为校对报告我:这篇诗稿是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己先生抽去了。“抽去!”这是何等重大的事!但我究竟已经不是青年了,听完话只是按捺着气,依然伏在案头看大样。我正想看他补进的是一篇什幺东西,这时候刘勉己先生来了,慌慌张张的,连说鲁迅的那首诗实在要不得,所以由他代为抽去了。但他只是吞吞吐吐的,也说不出何以“要不得”的缘故来。这时我的少年火气,实在有些按捺不住了,一举手就要打他的嘴巴(这是我生平未有的耻辱。如果还有一点人气,对于这种耻辱当然非昭雪不可的)。但是那时他不知道怎样一躲闪,便抽身走了。我在后面紧追着,一直追到编辑部。别的同事硬把我拦住,使我不得动手,我遂只得大骂他一顿。同事把我拉出编辑部,劝进我的住室,第二天我便辞去《晨报副刊》的编辑了。{1}
  孙伏园在辞职两个月后就应邵飘萍的邀请去办《京报副刊》了,在回顾《京报副刊》一年来的成绩时,自然要对自己的加盟做一解释,以上即孙伏园颇具戏剧性的回忆。不过在30多年之后,孙伏园对这一事件有一个更具戏剧冲突效果的说明:
  一九二四年十月,鲁迅先生写了一首诗《我的失恋》,寄给了《晨报副刊》。稿已经发排,在见报的头天晚上,我到报馆看大样时,鲁迅先生的诗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抽掉了。抽去这稿,我已经按捺不住火气,再加上刘勉己又跑来说那首诗实在要不得,但吞吞吐吐地又说不出何以“要不得”的理由来,于是我气极了,就顺手打了他一个嘴巴,还追着大骂他一顿。第二天我气忿忿地跑到鲁迅先生的寓所,告诉他“我辞职了”。鲁迅先生认为这事和他有关,心里有些不安,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从“一举手就要打他的嘴巴”到“顺手打了他一个嘴巴”,隔了30多年的光阴,孙伏园对当年冲突程度的回忆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有所淡化,反而更加激烈了,因此有研究者据此认为“事隔1年后的文章比事隔32年的文章在细节上更逼近事实”,并以此判定孙伏园的一些文章有“欠准确之处”{2}。不过,事情也许并非是由于时间久远、回忆有误那幺简单。如果考虑到孙伏园在1925年和1956年所处的不同时代、文化环境,考虑到解放后对于《晨报》的主办方——研究系和后期《晨报副刊》的评价,考虑到孙伏园为人处事的性格特点,也许我们反而有理由相信事隔32年的回忆也许才说出了实情。毕竟孙伏园在1925年的文章后面还提到“这种事本来没有再讲的必要,但事后想起,大家因为公事而红脸,是并不夹杂一毫私见的,倒觉得可以纪念,对于个人的感情上可以无伤了。自我辞职后三五日,承刘勉己先生过访,问我可否这样就算终了,我说当然的,我们已经不做同事了,当然可以做得朋友了。一直到今天,我与刘勉己先生的感情依然很好……”③当年的《晨报副刊》在孙伏园离去之后依然是有影响力的报纸副刊,孙伏园离开“晨副”之后也仍然在北京报界继续工作,再加上孙伏园本身常被鲁迅诟病的“似认真非认真,似油滑非油滑”{4}、“敌我不分”{5}的性格特征,因此,孙伏园当年不愿在文章中直说《晨报》的总编辑被自己打也是情有可原的。总之,不管打人事件是否成立,孙伏园以一种激烈的姿态告别了自己辛勤耕作了4年的《晨报副刊》,不仅使大名鼎鼎的《晨报副刊》由此进入了徐志摩时期,也彰显了当时北京文艺界的分歧达到了何种程度。
  孙伏园因鲁迅《我的失恋》一诗被抽愤而辞职,鲁迅作为当事人也有一番申说。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鲁迅针对他和孙伏园“在北京被《晨报》馆压迫而创办《语丝》”的说法,对孙伏园辞职一事也有一种解释,揭开了“抽稿”背后的另一层原因:
  有一位留学生(不幸我忘掉了他的名姓)新从欧洲回来,和晨报馆有深关系,甚不满意于副刊,决计加以改革,并且为战斗计,已经得了“学者”的指示,在开手看Anatole France的小说了。
  那时的法兰斯,威尔士,萧,在中国是大有威力,足以吓倒文学青年的名字,正如今年的辛克莱儿一般,所以以那时而论,形势实在是已经非常严重。不过我现在无从确说,从那位留学生开手读法兰斯的小说起到伏园气忿忿地跑到我的寓里来为止的时候,其间相距是几月还是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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