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小说婚恋叙事解读

　　【摘要】四十年代小说的婚恋叙事因作家关注视角的不同和写作立场的差异而呈现出多样化的风貌，不仅有迎合时代主潮为革命战争增添浪漫色彩的“革命加恋爱”叙事，也有浸透了“五四”启蒙传统的知识分子的婚恋书写和海派作家编织的浪漫爱情与都市传奇，“为大时代书写”和“为个体生命言说”的创作意图以各自的方式在作家笔下得到了文学性的阐释和描绘。
　　【关键词】四十年代;小说;婚恋叙事;多元化
　　一、引言
　　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以抗日战争和土地改革为时代背景，“为艺术”的文学在“同声歌唱”的环境中失去了可供生存的氧气，“为人生”的文学传统至此也逐渐让位于新的时代使命，如是，描写革命战争和昂扬着爱国主义激情的抗战文学便构成了抗战初期乃至整个四十年代文学创作的主旋律。然而，“随着战争的日常生活化，战争逐渐失去了其特殊的光彩，一种逆向性思考开始悄悄产生”这些“逆向性思考”即代表了那个时代的“边缘”创作，即一系列“非抗战”的文学作品，由此构成“多元化”的整体风貌和特征。
　　中国文学史并不乏以婚姻爱情为内容的小说创作，借婚恋叙事的方式反映一个时代的思想特征、社会环境和文学旨趣。鉴于此，本文将从四十年代小说“婚恋叙事”这一角度出发，通过对“主流”以及不同“边缘”文学作品的婚恋情节内容进行解读分析，(转自：wWw.bdFqy.com 千 叶帆 文摘:四十年代小说婚恋叙事解读)窥探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多元化”特征，同时也将通过这一主题探索四十年代文学与二、三十年代新文学创作的内在精神联系。
　　二、革命战争中的爱情附丽
　　“革命加恋爱”叙事在第二个十年开始流行于文坛，相较于国民大革命之后的创作，虽然四十年代婚恋叙事大多只是作为“陪衬”出现，但却呈现出更为鲜明的时代色彩。“革命加恋爱”在创作方法上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在内容上则是叙述与革命“异质同构”或与革命“产生冲突”的爱情的发生、发展、团圆或消亡。
　　“革命”与“爱情”异质同构的关系大致表现为作为婚恋主人公的男女双方因具有相同的革命志愿或同等的阶级属性在抗战或具体的革命工作中产生相互爱慕、彼此扶持以求共同进步的感情，或者表现为爱情随着革命的发展而逐渐深化升华，达到灵魂与精神上的共鸣。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以四十年代后期东北农村的土地改革为背景，在新的革命环境里，拥有相同阶级属性的农村青年男女便在“同命相怜”的心情下和反抗地主阶级的土改工作中获得爱情。类似作品的婚恋叙事不仅为现实的革命添加了浪漫色彩，同时也用革命与爱情的关系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革命的合理性及其前途的光明性，在“抗战救亡”与“阶级斗争”的时代共名下拥有其特殊的意义。
　　“恋爱”在伦理上属于“个人情感”，“为革命牺牲恋爱”、“因爱情耽误革命”其实也就反映了“个人”与“革命”之间的“冲突”。革命与恋爱发生矛盾时，作家也常常会去关注复杂的生活与人性，如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描写农会主任程仁徘徊在爱情与革命之间的犹豫不决。在四十年代主流文学创作的“革命加恋爱”叙事中，作家在自觉把握大时代命脉的同时，也将关注视角投向个人，为个人情感留下了一个得以表露的空间，只不过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下，作家和读者往往会将更多肯定的眼光放在其主旋律的一面，于文学中获取革命的力量与热情。
　　三、启蒙传统中的婚恋书写
　　在四十年代的战争环境下，无论是“文学的启蒙”还是“启蒙的文学”都失去了主导地位。然而，部分作家依然在小说创作中坚持着“五四”时期的启蒙叙事传统，延续“个性解放”、“揭露并试图改造愚弱国民性”的精神思想，发现社会中尚未被根除的“病苦痼疾”，以此来“改良人生”，路翎的作品便与鲁迅试图“引起疗救注意”的文学创作具有“启蒙传统”上的精神联系。“五四”启蒙的核心任务——“个性解放”一直处于未完成态，到四十年代更是被“革命话语”的“集体性”代替并被赋予了些许政治色彩，继承鲁迅衣钵的路翎在《财主底儿女们》里通过描写“出走的儿子”蒋纯组因与高韵恋爱而被权威官场的领导者痛批为“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赵天知与吴芝蕙“自由恋爱”却遭遇“旧式家庭”的阻挠等爱情悲剧，再度发出“个性解放”的呐喊。
　　与《伤逝》相呼应，巴金的《寒夜》同样是通过平凡人的婚姻悲剧对“五四”以来精心编织的“摆脱封建礼教束缚便能够获得美满爱情”的动人故事的消解与反思。《寒夜》比《伤逝》表现出更为复杂的伦理关系，在对“自由爱情”、“妇女解放”以及“知识分子根性”等启蒙问题的探讨上也体现出继承与超越的一面，在四十年代这个“启蒙”的声音愈渐微弱的时期，《寒夜》不仅延续了启蒙传统，而且通过黑暗环境中小人物辛酸的生活对“启蒙神话”提出质疑，并由此引向更为深沉的人性关怀和伦理反思。
　　启蒙传统中的婚恋叙事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开辟了一块可供个人话语言说的空间，也为描写平凡人物的喜怒哀乐与日常生活的深不可测提供了一个得以展现和深入挖掘的机会，在宏大的革命叙事之外，为四十年代小说创作增添了一抹独特的文化色彩。
　　四、浪漫爱情与都市传奇
　　如果说，正是因为战争才使抗战文学成为四十年代文坛的主流创作，那幺，“也恰恰是因为战争，造成了文化中心的散落，主流权力话语的威力被削弱，大量的带有边缘性质的作品产生”，其中以张爱玲、苏青等为代表的“海派”和以徐訏、无名氏为代表的“后期浪漫派”，用个性化的笔法书写了一段段“浪漫爱情”和“都市传奇”。这些小说在故事编构、情节设置上具有“俗”的一面，以此来吸引广大的市民读者;但在艺术技巧、思想深度、文学旨趣上又体现出“文人化”的倾向，表现出作家对人性的探掘抑或对美的事物的永恒追求。
　　徐訏的《风萧萧》将沦陷时期的“上海”这一大都市作为背景，以独身主义者“徐”与三位性格各异的女性的交往为线索，没有通常意义的“谈情说爱”，而是“过分地将爱情理想化、纯洁化，将女性形象神圣化、神秘化”，赋予恋爱以真善美的品格。相比于徐訏描写“形而上”的精神之爱，张爱玲讲述的则是扎根于生活土壤的“形而下”的婚姻与爱情。《倾城之恋》的“婚恋”便是自私而渺小的普通人得以在战争时代安身立命的“扶手”，并借此诠释了并不高尚的真实人性和不甚理想的普通生活。
　　徐訏、无名氏的“浪漫爱情”、张爱玲的“都市传奇”以及苏青的“十年婚姻”，这些作品在婚恋书写上都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作家借爱情故事对生活进行思索，对个体生命情感进行观照，以一种流离于主流话语中心的写作立场，去书写四十年代散布于大街小巷的离合悲欢，构成了多元化的创作景观。
　　五、结语
　　本文从婚恋叙事的层面，对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进行了解读分析：既有延续了普罗文学“革命加恋爱”传统、正面描写革命的“主流文学”创作，也有承接启蒙传统的婚恋叙事，而沦陷区、抗战大后方的作家以一种更为“边缘”的写作姿态活跃于大众视野中，这些作品关注于“战争”中的“个人”，通过婚恋描写传达的是对人性的真实展现、对生活哲理性的探寻和对平凡生命的关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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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孙萍萍. 继承与超越——四十年代小说与五四小说[M].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2，211.
　　[3] 许志英， 邹  恬. 中国现代文学主潮[M]. 福建：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1，607.
　　【作者简介】
　　曹宇（1992—），女，山东德州人，山东大学（威海）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