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我与共青团的关系,那真是很深。从团支部书记到团总支委员,到工厂团委书记,再到团市委副书记,一直到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我可能是在团的各级岗位上经历比较完整的一个人。从1948年初入团到1982年底离开团中央,30多年的时间里,除了“文革”那一段的风风雨雨,我基本上都是在团内度过。
我入团是在1948年初。那时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还刚处在试建阶段。我的家乡北京通县郝家堡村正处于国民党和共产党“拉锯”的地带。由于我是村里的第一批团员,所以没有写过入团申请书,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介绍人。记得当时土改工作队开会作动员:谁拥护共产党,拥护毛泽东思想,反对剥削,向地主作斗争,就可以加入青年团。我想,我拥护共产党,是没问题的,我母亲是村妇女主任,我们家是翻身户,我又是儿童团长,虽然我不懂毛泽东思想是什幺,但我知道跟毛泽东走没错。就这样,我站到了会场前面,宣誓加入了青年团。宣誓过后,工作队的同志说,晚上要开个会,组织支部。我立即表态:要组织“织布”,我也参加(我连“支部”都不知道,还以为是“织布”呢)。开会的时候,工作队的同志讲了一些团的知识,最后说,我们的支部是一个组织,大家在组织里参加活动,要选一个支部书记。我一听又说:不用选了,我当就是了。我不知道书
1950年,我小学毕业后进了北京育华中学,也不知道要转组织关系。看见学校里少先队员戴着红领巾很神气,我就跟少先队大队长李云成说,让我入少先队吧。结果还真入了。那年我14岁。我是先入团后入队。1951年5月,我参加工作,进了北京人民印刷厂,也就是印钞厂。我看见厂里有团组织,就对负责的人说,我是团员,还当过团支部书记。人家问我,怎幺不转组织关系?我答,不知道。忙跑回村里去开了个证明。后来,我当了制版车问的团支部书记。1962年又当了厂团委书记。1964年,被选拔担任北京团市委副书记,并在团的“九大”上当选为团中央委员。记得是6月11日,毛主席接见共青团“九大”代表,和我们一起照了相。那一次,我真是激动得热泪盈眶,连夜写了一首歌颂毛主席的歌曲《毛主席和我们照了相》。1993年,纪念毛主席诞辰100周年时,中央电视台还播了我写的这首歌。我问他们:这首歌是30年前的老歌了,怎幺还播?他们说,这首歌的感情很朴实,和别的歌颂毛泽东的歌不太一样。
“文化大革命”发动不久,我被打为“旧北京团市委复辟势力的代表”,后来又打成“现行反革命”,投入监狱3年,之后被驱逐出北京,弄到山西高平县宋家沟大队去开山放炮。宋家沟很穷,自然条件很差。当地有这样一段顺口溜:“走进宋家沟,满山光秃秃;遇上下大雨,泥沙往下流。”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我做了一个五年规划,要把宋家沟建成百花争艳的“四季青”。开始,大家都说我是吹牛,后来这些规划基本都实现了。我成了改造荒山、植树造林的典型。
粉碎“四人帮”后,有一次,我给林业部门的同志介绍经验。当时在坐的林业部领导问我,你的报告是自己写的吗,实验是不是自己做的?我说:是。他们听了很惊奇,要把我调林业部去。他们去找胡耀邦。耀邦告诉他们,高占祥不是搞造林的,是搞团工作的。耀邦不知道,在“文革”那些年,我是一头钻进了造林工作。
1978年,我调回团中央任书记处书记。一干就是4年多。我们那届团中央开展了许多工作,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新长征突击手活动、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和普遍建立青少年之家。这些活动现在回想起来都是很有意义的。1982年底,我被调到河北任省委书记(那时省委还设有第一书记),离开了团中央。但可以说我并没有完全离开共青团,因为在河北省委期间,我分工仍然管青年工作。到文化部当常务副部长,我也兼管少儿文化这一块。在共青团干久了,总有一种割舍不掉的感情。
回顾我的经历,入团那一段可以说是我最重要的人生启蒙时期。在团内工作这些年,使我养成了爱学习的习惯,更是受益终生。我只在学校读过小学,初高中课程和大学中文系的课程都是在工作之余补完的。我常说我自己:“童工当部长,想都不敢想,全靠党和人民来培养。”我说的是实情。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是在团的工作岗位上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共青团培养了我,造就了我。(作者现任中国文联党组书记)\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