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麦克尤恩《星期六》的创伤叙事

　　摘要 《星期六》是伊恩·麦克尤恩的一部“后9·11”小说。小说以“9·11”恐怖袭击与伊拉克战争等历史事件为隐性背景，勾勒出人物的创伤展演与创伤言说，以巴克斯特和贝罗安的人际冲突为显性线索，铺陈人物的主体救赎之路。奥西的创伤应对能够对贝罗安的创伤愈合产生一定的建构与启示作用，小说中的人际关系得以修复并能抚慰心灵，折射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包容、交流与理解对抚平内心的伤痕具有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伊恩·麦克尤恩 “后9·11”小说 创伤言说 创伤展演 创伤应对 主体救赎
　　引言
　　创伤成为一个现代性的话题，伴随着战争、屠杀以及恐怖袭击等造成的身体、精神与文化创伤的出现，成为现代文学作品一个绕不开的主题，展现了创伤给人物心理造成的困扰。2005年出版的《星期六》获当年的布克奖提名，是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一部典型的后“9·11”小说。作家不仅十分关注人物的创伤体验，而且积极思考创痛之下人类如何愈合创伤。小说以“9·11”恐怖袭击和伊拉克战争等历史事件为隐性背景，勾勒出人物的创伤见证与创伤言说，以巴克斯特和贝罗安的人际冲突为显性线索，铺陈人物的主体救赎之路。
　　一 “9·11”恐怖袭击与创伤展演
　　麦克尤恩在《星期六》中运用了现代意识流，将主人公贝罗安过去的意识与现在的意识交织在一起，不露痕迹地揭示小说人物内心深处的创伤隐秘，呈现了小说人物的创伤展演。
　　创伤展演也叫创伤抑郁，“意味着创伤主体还停留在过去，还在以噩梦或者是强迫性行为在大脑中重复过去的场景”。“9·11”恐怖袭击成为小说人物挥之不去的创伤场景，可以看作是西方社会一个集体文化创伤的创伤事件。恐怖袭击发生后，无论是在规模及创伤影响方面，美国的每一个人都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事件。“9·11”恐怖袭击也带给美国的战争盟友英国沉重的打击与心理阴影。成千上万的英国民众间接通过媒体目睹了这场灾难，灾难的巨大破坏性力量引发了一种普遍的恐惧心理反应，即集体创伤。“本·拉登预言伦敦将遭到‘殉教者的袭击’”，因此英国极可能成为恐怖分子的未来袭击目标。大多数灾难幸存者，包括灾难的见证者，都会经历某种形式的心理痛苦，出现显着的焦虑或者警醒症等“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以2005年2月15日的英国伦敦为故事背景，小说叙述了贝罗安一天迷茫的、焦虑的、不安的生活。当灾难成为世界的常态之后，贝罗安为医院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急救方案，经历了某种类型的高度压力，而周六失却工作轴心后却让他陷入到对灾难性画面的沉思与幻想中，以至于梦境、失眠以及头脑发热地胡思乱想成为个人的生活常态。贝罗安与从事律师职业的妻子组建了一个幸福美满的中产资产阶级家庭，他们育有一儿一女，并且儿女们在艺术领域也颇有成绩。这种家庭和谐与贝罗安无法言说的创伤隐秘形成了鲜明对比。无论是飞机起火事故还是与巴克斯特的交恶，贝罗安都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与妻子进行沟通。创伤产生的巨大恐惧使贝罗安无法谈及自己的痛苦，语言似乎丢失了。
　　小说对“9·11”恐怖袭击后英国民众的集体创伤给予再现。贝罗安将难以言说的创伤转化为大脑中重复浮现的一幅幅具体的、生动的破坏性画面。事实上，无处不在的媒介充斥着现实世界的各种灾难性画面，为铭记创伤提供了便利的条件。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现实转化为影像，时间割裂为一连串永恒的当下”。英国民众以表象的方式来寻求和发现世界的依据，希望在第一时间把握灾难的现实，并以此建立与世界的联系。贝罗安希望通过各种媒介手段来了解更远的事情，确定他的世界是否蒙受新的灾难，这也培养了他时刻关注媒体镜头的习惯。创伤能够以画面形式直观展示给观众，引发了主体的恐惧与焦虑。贝罗安犹如受了一种魔力的驱使，不由自主为电视画面所深深吸引，成为一种难以抗拒的视觉习惯。小说人物借助各种媒介手段来了解更远的事情，揭示了他们内心的恐惧与悲痛，也反映出“9·11”恐怖袭击成为他们的记忆中挥之不去的噩梦。
　　二 伊拉克恐怖政治与创伤言说
　　贝罗安的创伤展演主要通过目击媒体呈现的灾难性画面得以实现。作家将创伤叙事与伊拉克战争之创伤事件勾连起来，为小说人物的创伤言说埋下了伏笔。米瑞·特勒伯是一位伊拉克古代史教授，向贝罗安口述了自身的创伤经历。牢狱之灾留下的后遗症不仅仅包括身体的创伤。在展示身体创伤后，特勒伯通过“手铐”、“酷刑”、“刑讯”等创伤话语让贝罗安铭记恐怖机制下运转的国家机器所造成的精神创伤。特勒伯通过创伤言说，强化了发动战争终结创伤的话语权。通过特勒伯的创伤言说，贝罗安对创伤感同身受，以此展开了对女儿的创伤言说。
　　贝罗安在教授的创伤叙述中形成了只有通过战争才能终止创伤的看法。创伤疤痕和创伤经历的介入让贝罗安对这场即将爆发的入侵结束了模糊不定的看法。(转载自：www.BdfQy.Com 千 叶帆 文摘:论麦克尤恩《星期六》的创伤叙事)以反恐战争为例，发动战争成为应付创伤的一种方式，所以从创伤角度论争战争的必要性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创伤言说的一种形式。贝罗安与女儿黛西论争是否发动伊拉克战争也能够折射出他的创伤言说。出战伊拉克能够迅速结束萨达姆的恐怖政治，终结民众的创伤（贝罗安之见）；侵占伊拉克后，纵然结束前者之创痛，恐怖分子又会对英国民众实施报复性行动（黛西之见）。值得深思的是，恐怖主义报复之创伤是不是一种潜在的创伤呢？它与恐怖政治迫害之创伤形成了一种对话。究竟孰优孰劣？究竟孰是孰非？读者不得而知。战争带来死亡与毁灭，破坏无数圆满幸福的幸福生活。战争本身，于战争双方来说，是一种制造创伤的方式。战争通过以暴制暴伤害自己与他者，却又引向另一种创伤，即他者的仇恨与报复。不难发现，萨达姆的罪行与残暴更让贝罗安更难以释怀。他将反战言论等同于亲萨达姆理论，指责若无其事的年轻一代对这些罪行袖手旁观、视若无睹。可见贝罗安在创伤叙述中过于偏激并失去理智。不仅如此，年轻一代被他贴上“吸毒狂欢、玩转世界和观看真人秀”的标签，基地组织实施的 “巴厘岛的爆炸”被他误认为萨达姆的罪行。由此可见，贝罗安希望通过发动战争摆脱心中的恐惧从而找回自己的安全。显然，贝罗安迷失于创伤言说的迷雾中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