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文体及话语方式形成原因探究

　　〔摘要〕卫国政治传统构建了商君思想的基础；秦国特殊的发展状况及其现实要求又使商君的思想逐渐趋于极端，以至于穷兵黩武。“商学派”的思想基础也由此奠定。受“商学派”特殊行为及思想方式的影响，《商君书》采用的主要是实用性文体，以专题论文为主，并且在语体上形成了浅白、质朴、峭拔的特点。《商君书》中的专题论文主要运用了史事征引、经验论证两种论证方法。这两种论证方法相结合，使文章的说理议论意味显着增加，标志着专题论文已经成为成熟的文体。
　　〔关键词〕商鞅；实用主义；专题论文；推论
　　〔中图分类号〕K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6）05-0065-06
　　成书与真伪问题是《商君书》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并且呈现出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目前学者基本都主张《商君书》非商鞅个人所作。关于《商君书》的其他作者，历史上没有具体的记载；除商鞅本人外，其他的作者基本上都处于假定状态，既可能是商鞅的门客，也可能是商鞅身后私淑其学并作了进一步阐释与发扬的人。鉴于《商君书》的作者都主张变法，主张法治，尊奉商君思想，故而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提出了“商学派”这一概念。本文将从历史文化角度对《商君书》的文体及话语方式进行探究，以期对先秦文献的文体研究有所裨益。
　　一、 商鞅及其学派的行为和思想方式
　　基于“商学派”之特殊状况，欲了解“商学派”的行为及其思想方式，就必须先从商鞅入手。《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史记》等文献中均有关于商鞅的记载，而《史记》对商鞅生平事迹之记载最为全面。由于《史记·商君列传》记载的商鞅在秦国变法之前的事迹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商鞅思想形成的文化背景具有重要的意义，兹将其摘录于下：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贤，未及进。会座病，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转载自：www.BdfQy.Com 千 叶帆 文摘:《商君书》文体及话语方式形成原因探究)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座召鞅谢曰：“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许我。我方先君后臣，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汝可疾去矣，且见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1]
　　关于此段记载，有两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一） 商鞅是卫国人。
　　基于这一事实，商鞅的思想必然会受到卫国政治传统的影响。《尚书·康诰》云：
　　王曰：“呜呼！封，敬明乃罚。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2]
　　《康诰》是周公分封其弟康叔于卫国，并任命他治理殷商旧地民众的诰辞。这篇诰辞是周公在“神道设教”的文化背景下颁布的，以天命神意为支撑，具有极大的神圣性，故而我们可以相信其必然会得到贯彻落实，从而形成卫国的政治传统。根据以上所引《康诰》内容，“敬明乃罚”乃是卫国政治传统的一大特点。而卫国之所以会形成重视刑罚的政治传统，还有两点原因值得我们重视：一是卫国乃殷人故地，武庚叛乱甫定，为了维护周初统治，刑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康叔被周成王举为司寇，主掌刑罚。因此可以说卫国重视刑罚的行政传统为商鞅刑罚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此外，进入战国时代的卫国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成为了蕞尔小邦。面对七雄争霸，卫国必然会被一种深深的危机感所包围。而作为卫国的公孙，商鞅必然会受到这种生死存亡系于一线局面的影响，使其本能地产生一种实用主义的倾向。
　　（二） 商鞅曾在魏国入仕。
　　虽然商鞅到魏国的时间现已无法确考，但根据《史记》的记载，我们可以确信商鞅在魏国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且没能进入魏国的权力中心。此外，由于当时距魏文侯时代已经三十多年，距魏武侯也已经有一段时间，故而商鞅既没有亲眼目睹过子夏教授西河的盛世，也没有亲眼见证过李悝变法的过程。但二者的流风余韵应该还在，故商鞅受其影响是可以肯定的。
　　除以上所述，鉴于当时吴起变法造成的巨大社会影响，其必然也会对商鞅的思想造成冲击。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李悝、吴起变法为商鞅法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进一步的基础。正是因为商鞅受到了李悝、吴起变法思想的影响，注重法治、削弱贵族、奖励耕战、富国强兵成为了三人变法思想的共同点；但商鞅与李悝、吴起又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一、在变法的深度与广度上，商鞅都远远超过李、吴二位；二、在刑罚的酷烈程度上，商鞅也远非李、吴二人可比，并且绝对有异于卫国“德行并举”的政治传统。造成这种巨大差别的原因，我们可以试着从秦国的风俗传统及其现实要求这两个方面来寻找。
　　秦人本来远居西陲，远离华夏文化圈，并且长时间与戎狄杂处，受戎狄习俗影响较深；又由于长期以武力与戎狄周旋，从而形成了尚武好勇的习气。正因如此，秦人虽然很早就与西周有接触，但仁义教化根植并不深，而戎狄习俗却根深蒂固。商鞅到秦国时，人殉制度才刚废除不久，其它陋俗，如男女无别、父子同室而居、寻仇私斗等，还依然在社会上流行。秦国的风俗正如《淮南子·要略》所云：“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而不可厉以名。”[3]
　　再者，秦孝公所寻求的贤才是“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4]，其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5]，也即是说，秦孝公追求的并不是帝道、王道，而是能够迅速富国强兵的霸道、强道，这正如《史记·商君列传》中所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6]秦孝公这种强烈的功利主义追求必然会进一步强化商鞅思想中的实用主义及功利主义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