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北京市丰台区科技园的南四环边上，北京互联网法院正式挂牌成立。这是继杭州互联网法院运行一年后，全国第二家互联网法院亮相。
法官平均年龄40岁
研究生以上学历占比75.7％
作为我国乃至全世界首家，去年正式成立的杭州互联网法院备受各界关注。在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采访中，西湖区人民法院一名法官曾这样说：“最近十年来，互联网介入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深，包括网购、交易、支付等在内的涉网案件越来越多，并且正在呈现一个爆发式增长的趋势。而这类案件双方往往不在同一区域，可能相隔非常遥远，双方契约的达成主要是通过网络这种形式，甚至借贷也直接通过网上支付，这些都是传统司法实践中没有涉及到的类型。这种情势下，我们在实践中亟待设立这样一种新的司法机制。”
如果说第一家互联网法院“相中”杭州是现实所需，那么增设互联网法院，可谓大势所趋。今年7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设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7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精神专题视频会议提出，总结推广杭州互联网法院试点经验，在北京、广州筹备增设互联网法院。
北京是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互联网新兴业态发展势头强劲。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调研数据，今年前8个月，全市受理相关涉网案件同比上升24.4%。除此以外，北京的相关技术条件和人才储备，也都比较成熟。
据悉，北京互联网法院具体地址为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东路2号院3号楼。现有员额法官38名，平均年龄40岁，研究生以上学历占比75.7％，平均审判年限10年。
11类案件能受理
“24小时不打烊”
据光明日报记者探访，北京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北京市辖区内应当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第一审特定类型互联网案件。具体细化为11类，包括：
互联网购物合同纠纷；
互联网服务合同纠纷；
互联网金融借款、小额借款合同纠纷；
互联网著作权权属纠纷；
互联网著作权侵权纠纷；
互联网域名纠纷；
互联网侵权责任纠纷；
互联网购物产品责任纠纷；
检察机关提起的互联网公益诉讼案件；
因对互联网进行行政管理引发的行政纠纷；
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其他互联网民事、行政案件等。
在北京，假如让住在城北的当事人跑到南四环的互联网法院应诉，光赶路就得先花掉半天。正因为如此，“诉讼全程网络化”成为目前北京互联网法院的首要任务。据人民法院报报道，北京互联网法院首任院长张雯就定了这样一条高标准的工作底线，“让当事人待在家里就轻轻松松地把官司给打了”。
除了消弭地理障碍，北京互联网法院还有一个亮点在于，将利用科技打破时间限制，打造“24小时不打烊”的法院。
全流程网上办理
但也没有“一刀切”
以网络化措施提高审判效率的甜头，杭州互联网法院已经尝到了。一年来，杭州互联网法院全面实行“网上纠纷网上审理”，不断完善互联网案件审理规则和裁判规则，截至今年8月底，杭州互联网法院线上庭审平均用时28分钟，平均审理期限41天，比传统审理模式分别节约时间3/5、1/2。
“杭州经验”给北京互联网法院增添了信心和把握。一头是法官，一头是当事人，一个屏幕就能把两方联结在一起，原被告通过电脑终端或手机就可以参加庭审。从立案到执行，全流程网上办理。
除了简化参加庭审的方式，其他环节也引入各种互联网技术。光明日报记者现场体验发现，一楼大厅配有人脸识别系统，随机生成的二维码可用于打开储物柜。当事人可以进行自助线上立案、智能评估诉讼风险。不会写诉状？诉状辅助生成智能平台可以提供一份标准起诉状。
另外，北京互联网法院虽然以“网上案件网上审理”为基本准则，但也并非采用“一刀切”的方式进行全部案件的网上审理。
根据9月7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互联网法院采取在线方式审理案件，案件的受理、送达、调解、证据交换、庭前准备、庭审、宣判等诉讼环节一般应当在线上完成。但是根据当事人申请或者案件审理需要，互联网法院也可以决定在线下完成部分诉讼环节。
北京与杭州
不太一样
“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采用这种新的方式，这无论从法学理论还是实践上来说，都是一种创新思路。”前文提到的西湖区人民法院这名法官曾这样告诉解放日报·上观记者，他认为这体现出中央的决心——司法要适应新的形势，跟上时代步伐，才能更高效地解决社会矛盾，满足人民的司法需求。
而据人民法院报了解，北京与杭州不太一样，杭州互联网法院网购纠纷占比较高，北京互联网案件类型更加多元，网络侵权责任纠纷、知识产权和行政诉讼领域的涉网纠纷类型都很常见。北京互联网法院需要在总结探索涉网司法规律、推动互联网立法完善、促进网络空间规范治理上，承担重任。
放眼全球，则体现了背后的“中国智慧”。正如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秘书长吴沈括指出的，互联网法院通过引入互联网思维、突破常规，在总结既有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运用新一代互联网技术，改进优化各类涉网案件的司法运作流程，不仅是对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与司法良性运行的深刻体认和积极呼应，也必然会对国际互联网治理实践产生广泛且深远的影响。
对此，他提出了以下期待：一是期待它能敏锐捕捉、迅速响应互联网创新催生的新问题、新风险；二是期待它能积极尝试、及时引入符合司法规律的新的技术手段、新的裁断模式；三是期待它能精准把握、清晰厘定新的利益架构、新的权义要求；更期待它能有效总结、理性提炼符合中国国情的‘互联网+司法’经验，进而裨益中国智慧的全球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