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译本》第一辑已于近期推出，下文由本书译者团队提供，披露了《全译本》庞大的译校工作中面临的种种困难。
一、发轫
2015年，几乎在十二卷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中国部分》（以下简称《中国部分》）付梓不久后，组织翻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以下简称《全译本》）的构想就已提上日程。先前《中国部分》的编译过程耗时四年，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边摸索边总结，组织并锻炼出了一支译校和编审的核心团体。有此基础，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隆万教授提议，将翻译工程从侵华战争罪行部分扩展到整部庭审记录。在向教授的大力推动下，《全译本》计划分40册出版，第一期工程从2015年启动第1-10册的翻译，至2017年5月陆续完成翻译并进入译校阶段，再到2017年底全部完成译校并全面进入编审加工阶段，翻译和译校程序耗时3年余，工作人员20余名。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不止一次面临这样的疑问：对广大普通读者而言，作为一手档案的庭审记录过于艰涩；而具备英、日文阅读能力的专业学者，又不需要借助中译本，而那么将整部庭审记录悉数译成中文，意义何在？其实，在我们决定启动《全译本》工程之前，早已屡次三番如是自问了。
庭审记录包含了有关近代东亚乃至世界史的庞大信息量，而东京审判作为现代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的前身之一，庭审记录又是了解国际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的重要参考，因此其受众群体至少跨越历史学和法学两大学科，绝非乏人问津的“小专业”读物。
鸠摩罗什认为翻译“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人呕哕也”。对于经典和文学作品而言，这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译本充其量接近原文，绝没有超越原文的可能。然而庭审记录有其特殊性，作为对法庭发言的速记，出于口误和误记，其文本在匆忙之中留下了大量瑕疵。包括人名、地名等历史名词存在许多错误的拼法，而且往往每处错的都不同，明明是同一个人，却容易导致读者误以为是多个人的情况；错将甲读（写）作乙的情况也不罕见；还有乍看不误，但唯有经过地毯式翻译加上统筹译校才能发现的问题，比如美国辩护律师布莱克尼的军衔是陆军少校，而多处误作上校。有鉴于此，中译本不仅是一种翻译，还兼具对英、日文庭审记录的纠错功用。我们的野心是，贡献出一本在历史知识的表述方面，准确性超越英、日文庭审记录的中译本。
《全译本》以英文庭审记录为翻译底本，内容和形式完全遵照英文本。这是因为，英语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规定的两种工作语言之一，也是检方、美籍辩护律师、法官的主要工作语言，而且日文庭审记录相较英文本略有删节。作为补充，《全译本》对人名、地名、职官名、机构名、事件名等历史名词的汉译，参校了日文庭审记录。
二、翻译“四难”
深入工作后我们发现，摆在眼前的这部庭审记录，对它的翻译有四大难点：其一是庭上发言汉译之难，其二是确定历史名词译名之难，其三是准确翻译司法审判程式性用语之难，其四是统一历史名词汉译和程式性用语之难。
检察官、辩护律师、出庭证人、法官等法庭上的各方，许多具备良好的文化修养和英语修辞能力，其发言往往包含机锋，充满讽刺与反讽，这是法庭的精彩之处，却为汉译平添了困难。翻开庭审记录，随处可见夹带口语但从句层套的长段发言，它们既不似书面语般规范，又不似纯口语般简短，而最令译者费解的是，它们间或夹带有歧义和双关的名词。
其次，法庭审理的日本侵略战争罪行，地域北至西伯利亚、南至大洋洲、东至美国、西达印度洋，旁及东西欧和北美，海量的历史地理文化信息在译介过程中扑面而来，其中最常见的形式是人、地、官、事件、机构等专业名词，尤其对于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使用或曾使用汉字的国家和地区，英语字母拼音不仅往往多讹误，而且无助于回译对应的汉字。通过比对日文庭审记录，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对于剩下的那部分问题，则由于日文庭审记录也没有给出正确的汉字，甚至没有使用汉字，使译者不得不另行求索答案。
再者，许多法律术语和程式性用语反复出现于几乎每个庭审日，给出准确的通行汉译，并在整部汉译史料集中予以统一译文，这些都是对我们统筹协调能力的考验。
三、译校的“五道网”
为了克服四难，《全译本》对翻译、译校、译名索引这三道工序层层把关。同时，为了接下来陆续进行的第二期、第三期工程，我们也希望在实战中摸索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翻译流程。
在启动正式翻译工作之前，曾全程参与《中国部分》的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程维荣研究员和中心专职科研人员龚志伟博士，根据先前编译《中国部分》的积累，首先为翻译者和译校者制订了翻译准则，为诸如人名、法律术语、法庭程式用语等高频词汇做了统一汉译，并参照英文庭审记录订立了每个庭审日的中译格式。译者在此基础上展开翻译，从而最大限度地省去了后期统一体例、统一高频词汇的烦劳。这是翻译工程的第一道网。
在译校阶段，我们一改通常重翻译轻译校、乃至译校仅“走过场”的做法，转而推行“翻译、译校同等权重”的工作机制，为译校预留了与翻译相等的工作时间，要求对照原文逐字复核译文。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先前已被译介的侵华战争罪行和对华暴行庭审记录，《全译本》没有简单誊录，而是结合已有译文重新做了翻译和校改。为此，译校环节配备了拥有更强专业素养和语言能力的人员，赋予他们汉译定稿权，并平均每两周组织一次译校者骨干工作会议，集中解决“疑难杂症”。这是翻译工程的第二和第三道网。
通常留待最后开展的译名索引的工作，则被我们前置到与译校同步展开，与译校时时互动，共同针对人、地、事件、机构、文献五类名词攻坚克难。作为译名索引的负责人，中心研究员石鼎承担了《全译本》最繁重也最琐碎的工作，他和陈丽娜老师通读了十册中译文并从中摘出五类名词，并与程维荣、龚志伟一道反复斟酌汉译名。译名索引工作一本紧接一本推进，如“滚雪球”般编联起第1-10册的五类名词，发挥了统一汉译的功能，从而使《全译本》避免了诸如“季南”“基南”“季楠”并存的问题。在译校和索引工作中，一旦后来找到了更合适的汉译，则回改原译，所以《全译本》的不少译文和汉译名词都经过了反复锤炼。这是翻译工程的第四道网。
上海交大出版社的郁金豹、崔霞、宝锁、冯媛四名编辑承担了联络、调度、统筹的工作，他们同时作为分册责编，为《全译本》定稿付出了细致绵密的工作。尤其是崔霞、宝锁、冯媛三名编辑，在翻译、译校、索引三道工序之后，再行逐字逐句地对照英文庭审记录核校中译文，这种工作早已超出了寻常“编辑加工”的范畴，为《全译本》拦上了第五道细密的网。
《全译本》得以问世，离不开向隆万教授自始至终的全力推动和支持。向教授最初提议，携《中国部分》之余势，译出整部庭审记录。立项之后，向教授几乎以一己之力联络并组织起整支翻译队伍。在此后的翻译、译校、索引等每个环节，他也以极大热情参与其中。
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教授领衔《全译本》的诸项工作，他带领的中心学术团队构成了《全译本》工作的核心小组。中心专职科研人员赵玉蕙博士、博士生张素萍、上海师范大学杨雪君硕士为上述工作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姜津津、金迪、张清雯作为分册责编，一同参与了编审工作。其余翻译、译校人员，在分册上都有署名，不一一赘述。
最后要说明的是，鉴于庭审记录的内容之庞杂、语言之复杂、体量之巨大，《全译本》第一期工程1-10册约560万字的中译文难免有错误和缺憾，我们真诚地希望读者不吝赐教，并将在第二期工程中予以吸收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