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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文学批评的知识谱系与话语精神

日期:2018-06-15 20:21:12 浏览次数:

  1990年代以来,谢有顺开始置身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场,先后出版了《我们内心的冲突》《活在真实中》《于坚谢有顺对话录》《此时的事物》《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文学的常道》《被忽视的精神》《从密室到旷野》等着作。这些作品,既有对中国当代文学困境的条分缕析,也有对中国小说叙事伦理的探寻;既有对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走向的判断,也有与具体作家作品的精神对话;既有对文学理想的张扬,也有对人生意念的传达。在文学批评日益衰微的今天,它们同时能得到学界同仁、专业作家、普通读者的认可与喜爱,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自然和它们有良好的话语风度、本身就是独立的美文有关,其中所透露的话语精神则更为重要,值得我们细细辩证,用心体悟。本文拟就所能收集到的文字,“历史化”地重构他的文学批评的知识谱系,进而呈现其独特的话语精神。
  一、“文学是人的存在学”:以存在论作为基本视域
  在谢有顺的文学批评中,“存在”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关键词;“文学是人的存在学”则是最核心的观念。在他看来,存在是文学的精神边界,也是文学的永恒母题。那些伟大的文学,一直在为人类的基本在场作出描述、解释和辨析,这是它根本的价值所在。文学在任何时候,都是人类心灵隐秘的念想,也是人类了解自身存在境遇的路径。真正的文学,永远是人的存在学,必须表现人类存在的真实境况。离开了存在作为它的基本维度,文学也就离开了它的本性。①
  “文学是人的存在学”这一观念的提出,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从文艺批评史的角度来看,它既是对“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赓续,又是对它从哲学层面上进行更新的结果。如果说以往的文艺理论家与批评家在讨论“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时大多是从反映论、认识论的哲学层面出发的话,那幺“文学是人的存在学”主要是以存在论作为它的基本视域,由此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人学路向。“反映论”的人学路向,侧重在政治的、经济的和国族的视野中理解人之为人。其缺陷在于:反映论的视角往往以阶级论为前提,从而把文学完全意识形态化;反映论的视角强调文学是时代的镜子,强调文学的历史意义,而忽略文学超越时代与历史的一面。②这让人想起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曾经将中国文学分为两种境界:《桃花扇》境界与《红楼梦》境界。前者是政治的、国民的、历史的;后者是哲学的、宇宙的、文学的。③当谢有顺提出“文学是人的存在学”这一命题时,其实也正是试图在“哲学的、宇宙的、文学的”视域中来重新认识文学,重新理解文学背后、文学当中的人,重新确证文学与人的关系。在具体展开批评时,他也更多地征用了存在论哲学的理论资源。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何谓存在论。通常说来,存在论(Ontology,也有学者译之为存在学、本体论)原本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部分,也就是关于“什幺是存在”“存在如何存在”的理论。存在论虽然直到17世纪才由德国学者从理论上予以系统化,但早在遥远的古希腊时期,它的基本框架与论题就已得到规定,存在论本身也构成了古希腊哲学的主要形态。而在20世纪以后,随着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横空出世以及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的广泛流行,有关存在论的种种议题,再次为学界所瞩目。1980年代以来,“萨特热”“海德格尔热”等思潮先后在中国出现,带动了部分学者在基础性哲学视野上发生转变:从反映论、实践论转向存在论。深受现象学与存在主义影响的小说家昆德拉——他堪称是海德格尔在小说领域最卓越的“传人”——在中国的意外流行,也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对于谢有顺来说,“文学是人的存在学”这一观念的形成,既与他有着丰富的生活体验、敏锐的思想触觉、良好的艺术直觉有关,也是他从上述文化语境中汲取了充满活力的思想资源的结果。正是在种种思想热潮中,大量西方学术名着被移译到中国,开始以汉语的形式说话。这对本国学人眼界的扩展,自不待言。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谢有顺先后阅读了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祁克果、蒂里希、雅斯贝斯、舍勒、梅洛·庞蒂、加缪、别尔嘉耶夫等存在主义或现象学思想家的着作,借以确证自身的经验,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思考问题与感受世界的方式。这些思想家的着作,后来也不断地为他所征引。除了存在,身体、在场、生活世界、生存、(叙事)伦理、感官、知觉,也成为他经常使用的术语,而它们正是存在主义或现象学哲学家进行理论之辩证演绎的起点。
  虽然谢有顺并没有明确地给出“存在”的“定义”,而是着意保留这个词的弹性、模糊性和开放性,但是透过他的着作还是不难发现,他在使用这一概念时所承接的正是祁克果、海德格尔、蒂里希等思想家的理路。在祁克果看来,“存在”是一个只适用于人的概念,一个与人有关的意义领域。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并没有得到明确界定,但是他在《存在与时间》里对存在的追索是从人(“此在”)开始的,也始终以人为中心。海氏还把存在论分为两个部分(本文来自:WWw.bDFQy.com 千 叶 帆文摘:谢有顺文学批评的知识谱系与话语精神):基础存在论和一般存在论。基础存在论的要义,在于对人的存在结构与存在禀性进行分析,还有对人之存在意义的追问。蒂里希则部分地借鉴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建立了存在主义神学。蒂里希的学术创造,至今未引起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可他关于“存在的勇气”的论述,还有另一德国神学家朋霍费尔的思想,都对谢有顺有深远影响。相比之下,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则广受关注,影响也延伸至不同学科。它主张“此在”在众多存在者中占有特殊位置,具有不同于其它存在者的存在样式:生存。此在具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此在的存在并不是现成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存在先于本质并决定本质;第二,此在的存在具有一种向来我属性质,所关心的首先是自身的存在,而不是具有普遍性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人在“站出去生存”这一过程中,总是以自身的存在作为出发点,构造起具有个人色彩的世界——有别于客观的物理世界。总是先有“我”,然后才有属于“我”的世界。个人和世界的照面,总是以“我”为圆心。人的存在是多种多样的,与之相关的世界也是色彩斑斓的。如李泽厚所说:“每个人都各自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既是本体存在,又是个人心理;既是客观关系,又是主观宇宙。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有限的时空环境和关系里,都拥有一个特定的心理状态和情境。‘世界’对活着的人便是这样一个交相辉映‘一室千灯’式的存在。” ④基础存在论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对个人及其感觉偏差的认知与肯定。借用刘再复的话来说,它要解决的,实际上是“个人如何可能”或“自己如何可能”的问题。⑤而这也是谢有顺文学批评最具“基础”性质的话语精神之一。谢有顺对个人“优先性”的肯定,在某些时候是出于自由主义式的立场,在更多时候则是以存在论哲学作为依据。他的《身体修辞》一书较早也较集中地体现了这种精神,其中《文学是对存在的私人理解》一文明确主张,当下的作家应消除社会代言人、启蒙者、真理的掌握者和发现者的角色幻觉,成为存在的探究者;文学的独特性也不再是发布时代宣言或引导别人认知人生真理,而是一种对存在的私人理解:“写作最后的自由,在我认为,就是从个人出发,恢复一切渺小、卑微、琐碎的事物在作品中存在的权利,并使之成为生活意义的真正建筑者。”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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